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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给你一个阵图，照着打。你拿着阵图到了前线，打开就傻了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没法打，再请示皇上吧，没等你请示到，敌军到眼前了，下辈子再请示吧。
赵匡胤应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会行军打仗，排兵布阵，可他的子孙后代会吗？这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能补足的，加上赵匡胤觉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纵观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计其数，可能征善战的武将却屈指可数。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赵匡胤集中军权的同时，还集中行政权，这就是“稍夺其权”。
首先是中央，虽然在中央设置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职权实际上都归中书省，而名称也叫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听这全称也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将三省之职合归一处，就是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书省，不是设于禁中的决策机构。三省及六部长官非经特许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务的，于是就成为一种闲职了。
赵匡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开，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禄的，或者称为正官、寄禄官，实际上只是个虚职，例如以前管事儿的尚书、仆射、侍郎什么的，现在就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职是专门授予文官的荣誉头衔，又称贴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如直阁、学士之类。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这些都是临时指定、派遣的，例如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等，也就是说如果朝廷真有什么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从刚才所谓的“官”里挑选一些人，然后给他们安排差事，在所任职务名称前加上“判、知、权、管勾、提点”等名目，只有这个时候官才有具体的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实权。这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直接给官安排事情多好，什么官就干什么活多省事，把官、职、差遣分开太混乱了。可也正是这种官、职、差遣的分离，才能使各级官员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不能专其权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权力下放，让你干什么工作时，你才有实权。所以，这权力还是皇帝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经常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通称，平时处理军国大事、发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赵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为了抚慰后周旧臣和百姓，稳定政局，依然任命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担任宰相。通过与赵普的对话，赵匡胤觉得藩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国策付诸实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于是赵匡胤只要一有机会，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然后在地方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县的事，所以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对于热衷于将权力收归自己手上的赵匡胤来说，对地方州郡一级的长官也不放过，采取了“罢领支郡”的措施。
什么是“罢领支郡”呢？原来自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过大。但到了赵匡胤这里，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统辖本州，不能兼领他地。而且还派文臣管理州事，而且还设置了“通判”来牵制地方官。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需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却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做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然而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够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却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赵匡胤除了对中央、地方政权的完全掌控外，对于法律判决权也不放过。由于五代藩镇跋扈，以致不顾法律而随意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