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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郭守敬是着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官拜都水监。今天北京京密引水渠的原理就是当年郭守敬提出来的。积水潭地铁站一出来，有一片古建筑，那就是惠公祠，纪念郭守敬的。因为那会儿积水潭，包括通惠河都是郭守敬开凿的。元朝皇帝下旨准许官员70岁致仕，当官的70岁可以申请退休，但郭守敬除外。别人都可以70岁退休，但郭守敬不能，所以郭守敬一直干到死在任上，历仕几朝。他还创制了简仪和高表，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编订的《授时历》，比现行公历早300多年。我们今天的公历是罗马教皇格力在明朝的时候制定的，但中国的《授时历》比它早300年。郭守敬算出来一年是365。2425天，跟现在的实际运行时间差13秒。今天拿电脑算，当年连算盘都没有，可能是在地下摆棍算的，厉害。
吱吱呀呀词风盛
北宋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下至五代。起意重在历代政治兴衰，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一般写的内容是政治、军事，不写经济、文化。
宋朝的哲学思想是理学。至于理学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三教合流。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宗教，原因也很简单，我们不需要教主，我们的教主就是天子。中国没有宗教就产生不了哲学，形成不了哲学体系，所以中国的思想一旦跟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相对抗，必然要败下阵来。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行为守则。圣人教导我们要成仁成圣，杀身仁人，舍生取义。但圣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人总有这种好奇心，我为什么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佛家就告诉你为什么要往升极乐，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谁都不能摆脱生老病死。儒家跟佛家一对阵，稀里哗啦就败下来了。
唐朝的时候，儒学一度衰微，儒学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盛行，造成统治者崇佛佞佛。唐朝皇帝要把佛骨迎到法门寺，韩愈上表谏迎佛骨，别把这东西迎进来，佛乃夷狄之神，中原不应该信。我们中原有自己的道统，我们应该信孔孟，不应该信佛。韩愈竟然敢攻击佛祖，皇上一生气，你去潮州吧。今天那个地方是开发区，韩愈要去当然快乐，当年那个地方是蛮荒烟瘴之地。韩愈有一首很有名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我好端端地为了国之大统，结果给贬到蛮荒之地了。
韩愈为什么谏迎佛骨，因为儒学受到冲击。到了宋朝，他们有个适应这种冲击的法子，就是索性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新的儒学。理学的创立者是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还有一位就是千古名篇《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位爷。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朱文公。
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属于第二性的。关于宇宙万物本源的问题，明显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道家认为万物本源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国有四大，天大、地大、王大、道大，一切都是由道来生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现在理学家说理才是宇宙万物之本源，把本来分离的“道”和“理”，搅和搅和混合成了道理。
然后，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明显吸收的是佛，佛不就是教你看破放下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家就教你去掉妄想，去掉执着，七情六欲全都当没有，放下，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你就能成佛。朱熹说人欲之私皆不能有，都要放下才能顺应天理，那怎么成？你不能娶美女当老婆，要看破一切，娶个不男不女的才能顺天理？况且你想要把自己去人欲的观点告诉别人，让别人都接受这个，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人欲，等于是朱熹自己也做不到，那别的人不是更难嘛。
无论如何，理学家还是通过借用道家、佛家的理论，成功创立了新的儒家。儒学本来是治身的，你用它治世，有点太理想化。儒家讲一个人要正心诚意，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所有的欲望都是罪恶的可耻的，贪图物质享受，功名利禄，是可耻的罪恶的。很像欧洲文艺复兴之前，教会推行的禁欲主义，但推行禁欲的目的是让底下人禁欲，让你存天理灭人欲，上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皇上不能灭人欲，这叫为统治阶级服务。
儒家讲修齐治平之学，你这个人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非常了不起，问题是我做不到这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来制裁、约束我，完全靠我自身的约束力，不像欧洲人有法律，总统犯法也要办了。咱们这儿，当官的没人管你，要靠你自身的自制力，你作为官员应该是百姓的楷模。但也只是应该，实际上背地里干坏事还是没人知道。这么一来理学思想对于当时明清那个时代的中国，特别是对经济发展很显然是不利的。
但是你说理学是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也不能这么讲。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部分，人如果真的能克制自己的私欲，做到正心诚意，修齐治平，那对你身边的人和对全人类都有好处。民国的时候，中学的校歌是这么唱的：“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现在基本上没人关心这个了，家国天下谁关心？只顾自己高月薪。上大学的目的是为祖国？别开玩笑了，这么多年也就周总理说过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还被某些人笑他愣。我说你们现在念书要好好念，将来才能报效国家，你们一定会乐，觉得我脑子飘拖鞋了。搞什么搞，读书还不是为自己，爸妈都这么教育，你好好念书，将来才能赚大钱。自己就更加现实，我读书就是为了招聘的时候人事部一拿到我的简历就掉下巴，明天你来上班，就为这个。人不能这么干，要都这么自私，人才就全出国不回来了，所以理学对今天并非一点积极意义没有，他还是教人要有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志向，最终还是要为了天下。
这个时期文学最主要的成就是词。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各个时期文学的代表。南唐后主李煜是五代时的词人。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分豪放和婉约，以婉约派为主。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词里面绝大多数属于婉约派。因为流行歌曲不就是生命与爱情两大永恒的主题嘛。唱爱国的也有，《北京欢迎你》，但那不占主流。词言情，诗言志。所以古人认为词为艳科，尤其很多婉约词，属于反动黄色歌曲。李煜的词很多也是这样的，他被宋军包围在南京，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包围的时候怎么解脱啊，整天填词。他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我不会打仗你就欺负我吧。“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看他就那么大点出息，垂泪对宫娥。祖宗江山毁在手里，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黎民百姓吗？当然，他的词比以前词人的词写得强多了，以前都是男男女女的事。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面提到李后主的时候说，词的意境乃大，由伶工之词，变成文人士大夫之词。他虽然也是亡国丧家，又是婉约，但是很有豪放的意识在里面，后来写成“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朝是词这种文学形式最发达，最繁荣的时候。宋词的繁荣，一个原因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队伍的扩大。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当中，词应该是适应市民需求的，也就是说跟后世的明清小说一样。词是通俗歌曲，它势必要适应市民的需要，市民就需要生命与爱情的永恒主题。当然人家这个通俗歌曲是通俗，今天的歌曲是俗、不通。
另一个原因是宋代的矛盾尖锐，宋词正好用来表现爱国精神，所以词在宋朝才能发展出豪放派。苏轼就是豪放派的创始人，诗是言志的，词是言情的，苏轼拓宽了词的路子，以诗入词。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意境和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差不多。其实李后主的时候，词的意境就大了，到苏轼就更了不起。跟他相对的是婉约派，主要代表是柳永，《雨霖铃》里“寒蝉凄切”那主儿。柳永本来已经考中了进士，宋仁宗一看他的名字，就问：“莫非填词之柳三变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