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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接着写道：
“我回答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许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总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①
①I·H·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78年版，第二卷第72页。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最高统帅的这些谈话和高级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但我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I·H·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敌人已被阻止在内廊防线上，他们的进攻速度缓慢，行动犹豫。攻到城下和夺取城市是两码事。我们的军队在郊区顽强地抗击着德军，敌人将会陷入巷战之中而不可自拔。
但是，统帅部仍在不断催促。
9月3日，近卫第1集团军转入进攻。但是，进攻开始时，部队没有得到炮兵和航空火力的充分的准备和有力的支持，而且不是所有部队都到达了出发阵地。该集团军只前进了5—6公里，就被敌人阻止住了。
敌人这时在内廊防线上调整兵力。在9月5日以前，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9月5日，I·H·朱可夫执行统帅部的命令，命令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集团军发起进攻。但是，这次进攻也没有准备好。I·H·朱可夫写道，炮火的密度不大，没有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系统，而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进攻部队未能全部完成预定任务。
城北的苦战一直持续到9月15日。那里的部队在50公里的行军之后立即投入战斗。但是，我军既未能继续向前推进，也未能夺取敌军阵地，进而向南突破，向斯大林格勒靠拢。
9月12日，最高统帅助理I·H·朱可夫和国防委员会代表I·M·马连科夫向统帅部呈送了以下的报告：
《莫斯科，斯大林同志。
……
2．我们没有停止第1、第24、第66集团军已经开始的进攻，我们正在坚决实施进攻。正如我们已向您汇报过，我们把掌握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投入了这次进攻。
未能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会师的原因是，我军的炮兵和航空兵弱于敌人。首先发起进攻的我近卫第1集团军，既没有1个加强炮兵团，也没有一个反坦克炮兵团或防空火炮团。
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迫使我们没等部队集结完毕和加强炮兵的到达，就于9月5日把第24和第66集团军投入了战斗。
各步兵师是在50公里行军之后，立即投入战斗。
由于各部队匆忙投入战斗，又缺少加强兵器，我军未能突破敌人防线，并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会师。但是，我们的迅速突击却迫使敌人把其主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转过来对付我们，这就缓和了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如果没有这次突击，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被敌人占领了。
3．我们未给自己规定统帅部不知道的任何其他任务……》。①
①见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到9月12日，第62、第64集团军的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经过英勇抵抗之后，撤退到距城市2—10公里的防线上。这时，在库波罗斯诺耶地域的敌军已前出至伏尔加河，从而把第62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分割开了。
第62集团军担负的任务是，防御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和工厂区。它的防御正面从伏尔加河右岸的雷诺克村开始，经奥尔洛夫卡、戈罗吉什和拉兹古利耶夫以东地域，再经实验站、萨多瓦亚火车站到库波罗斯纳亚。奥尔洛夫卡距伏尔加河的最大的距离只有10公里。9月13日，双方直接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打响了。
5
1个半月的战斗生活，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使我有可能在战斗中研究敌人并分析他们的战役企图和战术思想。
用两个楔子插入我军防御纵深，然后在某一点上会合，这是德军将领们一切战术思想和战役企图的基点。由于德军在飞机、坦克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突破我军防线，插入楔子，造成一种包围的假象，从而迫使我军撤退。但是，只要用顽强的防御或反冲击，阻止或粉碎其中一个楔子，另一个就会悬在空中、失去依托。
在战术上，敌军也有一套死板的公式。只有在坦克已经接近攻击目标时，步兵才进攻。而坦克的进攻，一般又要等到敌机已经飞到我军头顶上时才实施。只要打乱这个顺序，敌人的进攻就会受挫，他们的部队就会败退回去。
例如，在顿河沿岸，第112师就连续几天成功地打退了敌人在上奇尔斯卡亚和新马克西莫夫斯基地域的进攻。那时，敌机不敢飞近我军阵地上空，因为附近配备着掩护顿河铁路桥的强大高射炮群。
在阿克赛河也是这样。敌军坦克没有及时支援步兵，所以步兵很快就被打退了。
在普洛多维托叶、阿布加涅罗沃和许多其它地段的战斗也是如此。
侵略者经受不住我军的突然打击，特别是火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我们每一次对密集敌军的火炮攻击都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德国鬼子害怕近战，他们在距我军1公里或更远的地方，就开始用冲锋枪射击，子弹连一半距离都达不到。他们放枪是为自己壮胆子，同时也想吓唬我军战士。他们害怕我军部队在反冲击时接近他们，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德军步兵同坦克和航空兵的通信联络组织得很好，特别是通过信号弹和无线电台进行联系。敌人步兵常常用几十发、几百发信号弹，向自己的飞机指明部队和阵地的位置。我军指挥战员摸清了这个信号系统，常利用它迷惑敌人。
在分析敌人的战术和战役手段时，我努力寻找对付敌人的措施和办法。特别是经常考虑，怎样在战场上消除或削弱德国空军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我军战士的心理影响。我想起了在国内战争时与白匪和波兰白军的战斗。当时我们没有炮火支援，只好冒着敌人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进攻。我们跑步接敌，使敌人炮兵来不及修订标尺轰击我们。战士们齐声高喊着“乌拉！”冲上去，这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因为我们的冲锋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我得出结论，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变换各种办法与敌人展开近战。我们应该尽量靠近敌人，使敌人的航空兵无法轰炸我们的前沿阵地或战壕。要使每个德国兵都觉得，他正处在俄国武器的瞄准之下，随时都可以请他饱尝一颗致命的铅弹。
这些想法是我在思考斯大林格勒的命运时产生的。我觉得，恰恰是在这城市争夺战中，才可以迫使敌人接受近战，并打掉敌人手中的主要王牌——空军。
1942年9月11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召见我。这个军事委员会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我告别了舒米洛夫、阿布拉莫夫、谢尔久克、拉斯金内和其他同志，乘车从别克托夫卡前往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亚梅。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离开战场，没有看到自己的后方了。
通往后方的道路繁忙拥挤。小路上挤满了后撤的部队和难民，法西斯飞机对这些向东疏散的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袭击。渡口上拥挤不堪。在伏尔加河各条支流运行的渡船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超载。
在伏尔加河岸边，聚集着许多满载伤员的马车和汽车。看到这种情景，我心如刀绞，但我去爱莫能助。人们看到我佩带着将军军衔，都围拢上来询问：
“城里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放弃斯大林格勒吗？”“什么时候停止撤退？”。
我当时不知道统帅部和方面军首长的计划，但我始终坚信，我们将全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我们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我对伤员们说：“不可能放弃！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
但是，当人们问我，什么时候来船把他们运走时，我却无言以对。
伤员们躺在露天里。身上的绷带沾满了血污和尘土，看上去象染过颜色的树皮。饮食没有保障。医护人员累得东倒西歪。
在一个渡口旁，有一所野战医院。我走进手术室，那里正为一个背部被迫击炮弹片炸伤的战士做手术。外科医生和护士们的脸色比他们的工作服还要白。他们劳累过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惫不堪。伤员在呻吟，手术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红的纱布。医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继续工作。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又要做下一个，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几个了。
另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被抬上了手术台。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着什么。从伤口上取下绷带时，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只是呻吟，没有喊出声来。其他几张手术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感到头晕，感到有点恶心。这里也是前线呀。
夜里，我们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