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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主要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应当由停止内战、争取和平，转变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说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以及党的工作转变等问题。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及白区代表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对推动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红军的抗战准备，对进一步动员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胜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后，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认识，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下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后，利用比较稳定的时机，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理论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并首先在抗日红军大学进行演讲。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总结了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那种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严重错误，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仅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既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它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唯物论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它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战争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
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先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杰出的哲学著作，亲自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上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在思想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两论”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宝库。
《实践论》和《矛盾论》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正确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巩固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为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创办学校，大量培养干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前夜，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涌现出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领袖。但是，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来说，却远远不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也及时提出：
“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子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5页。＇
1936年毛泽东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指示中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毛泽东对抗大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0卷第4期，第35页。＇
据此，中国共产党除加强干部的在职教育外，付出极大精力，创办学校，培养训练干部。
1。创办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于江西瑞金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大部分学员分配了工作，留下的学员与干部同红军大学等院校合并组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编入中央军委第3纵队。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抵瓦窑堡，学校恢复建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1935年12月初开始招生，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2月，党校学员和部分教员随主力红军东征，学校暂停招生。5月继续招生。
1936年6月，党校迁至保安，设1个高级班和8个普通班。还增加了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专门培训统战工作的干部。同年10月，党校迁到定边，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学校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迁至延安。5月，罗迈（李维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学校按学员的学习重点，分别编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班、老干部班、少数民族班、白区学运干部班、抗大转学干部班等13个班。
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
2。“抗大”的建立和发展
“抗大”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时，红军大学编入中共中央军委干部团随军到达陕北。1936年2月，干部团部分教职学员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建立了新的红军干部学校。为提高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中共中央决定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建立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