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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共存亡，决不撤退。7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联络了协和、平大附中、同仁、道济、妇婴红十字等医院，腾出可容纳数百人的病房和床位，做好一切收治前线伤员的准备。上述单位还与各使团医官、妇女协会、青年会、国际妇女会、女青年会、基督教联合会、救世军、卫生局、戒毒所、银行、新药业等取得联系，采取共同行动救治伤员。北平城内的一些招待所，每日派人在德胜门至西直门之间巡逻，沿途查询有无负伤官兵，一旦发现，立即接回救治。在“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仅崇文门外东大地第一收容所，就收治伤兵200余人。
7月21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提出，为了支援前线抗战，教职员工中，有月薪者，由各该单位制定捐助办法，开展捐钱捐物活动。同时号召财源宽裕者实行特别捐。
北平从“七·七”事变到沦陷，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北平市的各阶层和各救亡团体，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为保卫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会，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地。这个多年以来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都市，人们对帝国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因此，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组织上的大联合。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就有“救国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救亡团体。但由于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各条战线上的救亡团体既不能联合，又不能公开活动，因而其作用大受影响。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公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它在各条战线上的活动分子，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这是上海最早由“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的组织，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担任理事。成立初时有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251人。团体会员中包括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
继“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以后，9月12日又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这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据成立的当天统计，团体会员有28个。其中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益友社”、“蚁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职协”的成员不仅有店主、经理、工程师、工商业者，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店员和工人，社会成分广泛，动员量较大。该会由沙千里任理事长。
此外，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协会，这些协会都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年7月22日，国民党上海当局，邀集了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授会”），并通过政府明令该会是上海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其它抗日救亡团体均需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
因此，前述各抗日救亡协会成立后，在名义上都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但在行动上，“救亡协会”和“后援会”仍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实现了大联合以后，高高地举起抗日的旗帜，广泛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仅“文协”就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和40多个慰劳团，同时与“职协”、“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协作，向前线派出多个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文协”等4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30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
11月初，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死4名英国驻上海的士兵，在英国驻上海的机构力牺牲者举行葬札时，各救亡团体联合组织了3000余人的送葬队伍，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口号，同声高唱抗日歌曲，慷慨激昂之情扣动人心，许多行人感动得为之落泪，不仅动员了群众，而且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在众多的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的专门设立了演讲股，有的专门设立了演出科，还有的专门设立歌咏组。郭沫若、钱俊瑞等知名人士，常应“文协”之邀，出席各种集会和发表讲话。“职协”还动员其属下组织，在上海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许多演出队，不仅在上海城区演出，还深入郊区和内地，甚至到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演出。在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办了大量的报纸、刊物。其中“职协”创办了《职业生活》，“文协”创办了《救亡日报》，其他救亡团体创办了《世界知识》、《抗战三日刊》、《妇女生活》、《读书》、《朋友》等等。与此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积极开展救国募捐、救护伤员等活动。
上海沦陷后，租界未被日军占领。一些未及转移的抗日救亡组织的成员，利用租界作掩护，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以“联谊会”、“俱乐部”等名义，向上海人民传播抗战消息，发动募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筹集药品和其他物资。
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在比较不发达地区和边远省份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市，一些进步爱国的文化人士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救亡歌咏团”等，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贵州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也很活跃。“七·七”事变发生后，“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行了自己的油印刊物《贵州学联》，首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还利用寒假的时间，背着背包，步行数十里，到偏僻的山村安营扎寨，在广大乡村大量书写抗日标语，教唱和普及抗日歌曲。他们的活动，使这个处于偏僻地区的省份也迅速动员起来。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强大，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却始终起着先锋的作用。在“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长辛店地区的工人，立即动员起来，向宛平、广安门、南苑等地运送了大批的枕木、铁板、铁轨，并帮助宛平驻军构筑阵地。卢沟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抽出了大批劳力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送情报，运送伤员，并且积极向军队提供粮食、饲料。甚至连磨刀师傅也到军营为部队的伙房磨刀。
在“廊房事件”中，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干津夫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除了昼夜加班为前线输送军队和物资外，还抽调了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在香港，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从8月15日至10月15日，20多艘日本轮船上的600多名中国籍海员毅然离船回国。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前夕，广大工人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帮助政府和爱国资本家向大后方迁运了大批的工厂和物资，大大减少了经济损失。
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和当地进步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日军占领租界之前，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其中在金融界，组织了“银行业职员联谊会”，有会员约5000人；在洋行华籍职工中组织了“华联俱乐部”，有会员约6000人；在店员中组织了“益友社”，有社员万余人；在电车工人中组织了“电车工人消费部”，有成员千余人。上述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了数干名男女加入新四军。截止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