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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渔船在海上捕鱼后都在新加坡上岸销售，战争爆发后，渔船往往不能靠岸，经营渔货的日本商店不是无货就是无人购货，许多渔店被迫关门。
战前，新加坡每月从日本输入约为400万元叻币，战争爆发后的月输入仅为100万元。据马来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38年2月，马方输入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数字的锐减说明，在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本在经济上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二、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
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等款形式。“特别捐”主要是通过劝募、游艺、球赛、义演、义卖、发售奖券等为专项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力增强祖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台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侨领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市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时，进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等。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
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1938年“七·七”这一天，泗水华侨组织了几支募捐队，一清早就背着钱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献金。该市汽车运输商陈林将一天营业所得悉数捐给了募捐队。该城的光华照相馆专门发售“七·七”留影的纪念券，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募捐组织。巴达维亚华侨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将全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全市华侨还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除了特别捐、献金等形式之外，各地华侨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开始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印尼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等，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爱国巨商胡文虎，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20万美元，还捐赠200万元国币供建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和烈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38年9月，又将存于国内银行的200万元巨款全部认购救国公债。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并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而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头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同时多是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的。到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药品在1000“单位”＇每“单位”药品共50余种，可供容纳500名伤兵的后方医院1个月之用。＇以上。这些药品对于救治抗战中的伤病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
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给祖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抗日战场上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