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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抗日根据地整个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重大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商业贸易“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所制定的总的商业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即统制对外贸易；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即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总的要求是把边区不必需的货物尽量销售出去，把心需品（特别是军用品）尽量交换回来；禁止敌方奢侈品向根据地倾销，严禁粮棉资敌。为此，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
第一，除特殊商品外，“绝对禁止日货入境”，如有私运入境者，一经查出，“货物没收，人以汉奸论罪。”＇《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355页。＇
第二，执行税则，严稽走私。军火器材、电讯材料等32种货物为免税入口货物，粮食、棉花、布匹等18种货物为禁止出口货物。其他出入口货物，则视对敌我利大利小，分别课以轻重之税。对于违反政府法令，私自贩运者，一经查出，区别情节，予以罚款和治罪。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奸商的破坏、扰乱，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根据地的商业系统有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和合作社商业。他们在公营商业的领导下，分工协作，各得其所，各根据地一般都先后成立了贸易局，领导商业贸易事宜，普遍设立贸易栈，并在若干重要村镇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公营及公私合营商店的业务范围主要是：采购批发及零销根据地内外各种军需民用必需品，并购集土货，办理输出业务。它们是商业贸易系统中的骨干。私营商业几乎全部为中小商人，且小商贩占绝大多数。根据地政府允许他们合法经营非违禁商品并赚取适当的利润。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根据地政府奖励私人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繁荣市场，允许根据地内外商人和百姓在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私商的发展，弥补了公营商业的不足。
（三）发展合作事业
发展合作事业，是发展根据地全部经济的重要环节。合作社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形式。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协力互助的经济组织。它的集股，完全出于群众的自愿。其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由于合作社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群众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根据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例如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发了《合作社暂行规程》，1940年边区银行发放了300万元的合作贷款，并训练了200多名干部，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组织的迅速发展。其北岳区在1938年仅有合作社14个，到1940年发展到合作社4120个、社员498478人，股金1018490元。
合作事业的发展，活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四）创办银行，巩固敌后抗战金融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初期，货币市场十分混乱，除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等。日伪军利用伪钞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搅乱金融，破坏经济。
1940年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饱，人民抗日武装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支援抗战，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经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并解决抗战财政供给的困难，各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了货币（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般称“边币”，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统称“抗币”），统一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淮南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
边币和抗币发行之初，受到伪钞和土杂钞的包围。为了开辟自己的货币阵地，占领市场，各根据地采取了“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澄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
根据地银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银行成立时的业务纲要均强调了本身业务是发展经济，为扶助经济而办理贷款和投资业务。各地银行都尽其所能，发放了相当数量的生产和商业贷款，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部分困难。
这对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使本币与生产结合，稳定金融市场，增加生产，促进贸易以及巩固根据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加强财政建设
加强财政建设，以保障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物质供给，支持长期抗战，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建设，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
从一切为了抗战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抗日部队供给，改善民生，逐步达到收支平衡。为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废除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
抗日根据地政府建立后，普遍宣布废除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对原定的捐税，除保留较合理的部分外，其余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实行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的合理负担。在开始实施合理负担办法时，是由各县动委会出面，根据抗日部队的军需任务，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有钱者”筹粮筹款。这种“县合理负担”对初期解决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通盘的财政措施，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身上，不可能保证长期抗战军政费用开支的需要。合理负担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开始步入正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以村为基础，每年实行合理负担两次。各种负担（后来包括公粮征收）皆按村户“分数”（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制定）而计算。这种负担办法比过去的办法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少数人扩大到50％左右。农村中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较轻或免于负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根据地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促使了根据地小商业的活跃。
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起到了示范作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此都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合理负担的办法。抗日战争中，由于各根据地认真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使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全面实行统筹统支。
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的发展，财政收支日益浩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政民的最低需要，根据地政府陆续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顶决算，审计、会计、金库等财政制度：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一切部队、团体均不准向群众征粮收税，一切税收，均归政府，文金库保存；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所有军政费用概由政府筹划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