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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抗日民主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有利的，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国民参政会首届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等7名中共参政员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的声明，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青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
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对国民参政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会议，他在致大会的电文中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
出席这次参政会的参政员共160多人。国民党及其政府官员，英、美、瑞典、法、意、比等国使节，以及中外记者等1000余人到会。一些国际援华组织、华侨团体纷纷致电祝贺。会议由议长汪兆铭致开幕词。大会宣读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自重庆发来的贺电及书面训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戎装佩剑，登台致词。他说：“此次国民参政会，成立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他表示“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会议先后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报告。许多参政员听了报告后，慷慨陈词，提出询问。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作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情绪激昂，离开座席，直趋主席台前，手指台上，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与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武汉文史资料》，第16辑。＇
这次大会收到的提案共130余件，经过讨论、审查、修正，通过了100余个议决案。由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
这一提案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诚意，得到全体参政员的拥护，共有68人联署，成为这次大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与此类似的还有郑震字和王家祯的提案。大会将三案合并讨论。中共代表陈绍禹、青年党代表曾琦、蒙古、新疆等代表相继发言，热烈拥护政府抗战建国的政策，全场爱国情绪力近年集会中所罕见，最后，全体起立一致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场内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此为国民参政会最有意义最有重要性的表示。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提出的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也获全体参政员一致起立通过。
此外，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分别提出的保卫武汉、军队建设、改善县区政治机构的提案，参政员邹韬奋、禇辅成、王造时、许德珩、梁漱溟等人提出的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地方民意机关、救济灾民、乡村工作等提案，亦获通过。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各抗日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会议之前，汪氏即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私通款曲，密议“和平”条件；会上，又大造“和平”舆论。汪派参政员李圣五、陶希圣提出《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要求改善与德意关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请德意出面调停，与日本和谈妥协。这一提案遭到中共参政员的极力反对。由于此时汪氏投降派面目尚不能为许多参政员所识破，而使此案以《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为题予以通过。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于7月15日闭幕。经过各界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较多符合民意的决议，确立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盾胜利”的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大会《宣言》宣示中外，“中国民族从不敌视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国抗战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特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一届一次会议的隆重召开，举国上下为之一振。
这次会议表现的团结统一与民主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但是也必须看到，这次大会所通过的许多有利于推动团结抗战的决议和宣言，只是一些原则条文，要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尚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召开五次大会。第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和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
大会前夕，汪精卫大放“和平烟幕”，制造妥协舆论，并加紧投降活动。一时间，国内形势恶化，人心浮动，有鉴于此，大会开幕之日，毛泽东致电汪精卫，指出，当此全国抗战进入最严重新阶段的时候，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举国上下精减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使我民族国家转弱为强之关键，开展胜利局面之枢纽。中共参政员在会上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
该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论调，引起广大参政员的强烈反响，参加署名者达67人之多，占出席人数的55。3％，创造了历届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的最高纪录。华侨参政员陈嘉庚未能到会，从新加坡发来一份“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电报提案，矛头直指汪氏之流。汪派参政员极力辩解，广大参政员则痛斥投降派，坚决反对议和。经过斗争，该案被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得以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之后一个半月，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带着几个亲信死党分子公开叛国投敌了。国民参政会议长由蒋介石继任。1939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尔后的两次大会，通过了一些提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声讨汪逆卖国罪行。
在一届三次大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标，以及精神动员的实施计划。许多参政员提出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参政员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提案，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参政员周览、马君武等51人联署提案，要求国家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比”。这一提案震动了大会，触及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统治。
一届三次大会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进行反民主反共活动，在各地与共产党制造磨擦，并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压制共产党、压制民主的独裁面目，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1939年9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要求国民政府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如左舜生、张君劢等提出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斗争，蒋介石作出“实施宪政”的许诺。
蒋介石实施宪政的许诺，不过是迫于形势的搪塞之词，并无真正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