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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成立农林部、粮食部等等。随着“经济统制”政策的强化，1941年2月，在行政院内正式成立了“经济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该机构的设立，加强了经济的设计决策与执行督导的统一，强化了对全盘经济的控制。1942年“经济会议”改为“国家总动员会议”，作为战时最高统制机构。
国民政府经济机构的多次调整，对战时社会经济的运行，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其调整是在紧张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一些机构往往随事而设，临时补苴，一边调整精简，一边膨胀冗滥，带有很大应付性；加之国民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因此其官僚机构的腐败性质，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弊端，得不到根本改变。
（三）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统制措施的实施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1、财政金融方面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给中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占战前岁入总额80％，占总税收90％的关、盐、统三税锐减。以1936年度与1939年度相比较，关税由36900万元减至8600万元，减少77％；盐税由22860万元减至10100万元，减少56％；统税由17560万元减至1900万元，减少89％。
而军费则急剧膨胀，1937年军费即占总支出的66。4％，1940年军费则占总支出的74％。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1939年1月在财政报告中说：“就财政言，历年收支本感不敷，抗战以后，税收不及平时之半，而支出则倍于从前，此一年半之亏短达二十万万元以上。”＇《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4页。＇
为了筹划军费，并解决其他开支，国民政府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措施：
一是增税。
抗战开始后，一方面调整旧税，主要是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增加货物征税的范围，并改变征税标准，调整征税税率；一方面开征新税，如遗产税、过份利得税等。
1938年7月公布“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条例”，资本在2000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20％，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财产价额15％者，按超过额课以10％～50％之超额累进税，1941年开始，还实行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统筹整理并改证实物的政策，烟、粮、盐、糖及其他日用生活品实行国家专卖制度，以及货物征税和战时消费税改为从价征收政策等。以上措施对增加税收起到一定作用。
1941年第4季度盐税收入约达1。7亿元，是上一年同期的3、4倍。
1942年烟草、火柴、食粮专卖收益约18亿元，占岁入总额的21％，相当可观。＇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16～420页。＇
二是举债。
国民政府自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至1944年发行“同盟胜利公债”止，共发19笔公债，总计国币150亿元，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关金1亿元，共合国币223。06亿元。＇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21～422页。＇
1937年至1942年前，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共计9。95亿美元，6954。7万英镑，10。3亿法郎，1。2亿元国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75页。＇
三是增发纸币。
1936年法币发行额为12亿元，1937年为16亿元，1938年为23亿元。1938年的指数与1937年6月比较，增加64％。1939至1941年逐年发行增长率平均为87。3％，三年间增加了五倍半以上。
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明令限制提取存款。同月，核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沪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设四行联合办事处，后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四联总处”，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使四联总处成为最高金融决策机构。这对于全面统管金融事务，稳定法市市场，实施外汇统制，扶植经济、增加抗战之能力，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和特权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大发国难财，加之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机构本身腐败，弊端丛生，贪污盛行，使财政金融不久即走向困境。
2、工矿业方面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力，维持与发展工矿业，以利长期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战略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内迁，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开发，尤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的重工业基础。
1937年12月，军委会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中正式提出了工业的总动员计划。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工矿业建设的基本方针为：“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之手工业”。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明确规定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工矿业建设方针。在施行战时工矿业发展政策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组织协助沿海沿江等战区工厂内迁（在下一节有专述）外，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运用国家资本，重点发展重工业
主要负责国营工矿业的资源委员会等机构，掌管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比较雄厚的资本，保障战时军工和大后方基础工业的发展。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开发大后方经济提到重要日程。资源委员会在战前矿产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调整计划，加紧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开发。矿产开发的战略目标：一是尽力开发和增加有关国防的产品，如石油、钢铁、煤焦、铜锌等，求得自给；二是尽量开采并改进出口矿产品的质与量，如开千冶炼钨、锑、锡、汞等，作为易货物资。
资委会除对煤、铁、钨、锑、锡、汞、金等矿产贤源进行继续调查和开发外，还发现了铝上、磷、锰、铬等一批新矿藏，并对甘肃玉门油矿进行了勘测与开发。这些都为大后方重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原料，动力等主要物质条件。在工业投资上，国民政府明显地向重工业倾斜。
战前在已登记的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仅占14。68％，在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仅占18。27％，抗战期间在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上升到35％，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则上升到50％以上，尚不包括军工企业在内。抗战中，资委会工矿业投资最大的是电力、石油、钢铁工业，其次是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电力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备条件。资委会大力创立内地电力工业基础，以国营电厂主供工业用电，并注重水力发电，使电力事业成为资委会发展最快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的需要。石油是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重要能源，但战前中国只有延长等数地生产少量石油。
1938年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商调陕甘宁边区所属延长油矿两架美制钻井机以应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我，立即允为照办”，并协助装运。资委会聘请专家展开钻探、提炼等工作。1939年开始出油，尔后产量逐年猛增。
1939年生产原油12。9万加仑，汽油0。4万加仑，1942年原油即达1426。2万加仑，汽油达189。6万加仑，这对缓和战时后方部分地区液体燃料的紧张状况起到一定作用。钢铁是军工制造及其他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在发挥内迁和内地原钢铁企业作用的同时，资委会根据煤铁产量和质量以及运输等条件，确定以大量投资在川、滇兴建冶金工业基地，主要是拆迁汉阳兵工厂及大冶矿场的重要设备，与兵工署一起重点建立了大渡口钢铁厂，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建立了云南钢铁厂等钢铁企业。为了统筹后方钢铁生产、进口及销售事宜，国民政府设立钢铁委员会，发展后方钢铁事业，以缓解战时钢铁需求的紧张状况。据统计，1941年内地生铁产量达6。3万吨，钢达2000余吨。
除此之外，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由于资委会投资也较多，因此亦获得长足的发展。煤炭、化工等工业资委会投资较少，但由于省营、民营投资规模较大，所以发展也比较快。总之，国民政府通过资委会等部门运用国家资本大力发展国营工矿业，使国家资本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民营工业的发展速度。
鼓励海内外投资，奖助民营工矿业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工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