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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力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由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连夜赴沪督导迁移。
12日，林继庸在上海召集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煤气等厂方代表，接洽迁移办法。旋即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简称迁委会），由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确定工厂迁移的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委会批准可迁入其他内地。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员在武汉主持划地及银行接洽事宜，并由迁委会派员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工作。同时派员在沿途协助转运事宜。迁委会成立、内迁工作正式开始未及两日，“八·一三”沪战即发生了。
国民政府原打算只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内迁。但随着战事日紧，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已有125家民营厂报名内迁。鉴于请迁者日多，原案56万元已不敷分配，资源委员会于9月18日向行政院提出《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经行政院议决，旋由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于9月27日召集各关系机关会议，决定增拨经费、地亩额，再迁天利氮气厂，天盛陶器厂，天原电化厂，天厨味精厂，三北、公茂、和兴、中华等8家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10余家。
同时，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了战区厂矿迁移原则。迁移之工厂矿厂分为两种，一为军需厂矿，一为普通厂矿。军需厂矿，包括兵工所需之机械、化学、冶炼工厂及矿厂，动力及燃料工厂及矿厂，交通器材制造工厂，粮食及被服工厂，医药品工厂，其他军用必需品工厂，由政府命令迁移，而予以下列诸项奖励：
（1）补助迁移费；
（2）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并得按军用品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
（3）拨给建厂地亩；
（4）由政府担保或介绍银行借低利息贷款；
（5）发给奖励金等。
普通厂矿，为军需厂矿以外之厂矿，由该厂自愿迁移；经主持机关核准后，得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
此外，还对民营工业提出了扶植政策：
（1）对于战区厂矿，设法迁移内地，辅助复工；
（2）对于后方工厂，设法增加资本，扩大产量；
（3）对于新兴企业，予以种种奖助，俾得创办；
（4）对于工业材料之必需取给国外者，设法统筹购储，分配使用；
（5）对于工业之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35页。＇
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救亡图存的广大内迁厂矿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
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国近代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展开着。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
正如有人所说，“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工厂大规模拆迁工作被迫停止。
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长江迁移的运输，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除去公营及国营工厂不计外，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共有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14页。＇
由于战事发展迅急，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迁出的工厂为数较少，有的只将部分机件迁出。内迁的工厂多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还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
以上海为主要地区的内迁工厂绝大多数集中于武汉地区。据统计，截至1937年12月1日，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迁委会、监委会补助迁移费或予以便利援助迁移者凡123家，迁移机器材料12000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量25700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页。＇
武汉，这个华中重镇，自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后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内迁工厂陆续到武汉后，立即着手测地建屠，招工购料，设法开工。在武汉先后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驻汉办事处，以协助内迁厂的安置与复工。在1937年内复工的有37家，1938年元月，又有27家复工。＇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22页。＇
据复工仅一二个月统计，60余厂承造军用品的产量总值，即达170余万元，＇《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62页。＇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当多的内迁厂家到汉后未能适时复工。除政府安排不周以及电力不足等问题外，主要是购地问题旷日持久不得解决。有的厂家见武汉无法立脚，加之战争日益紧迫，干脆直接迁往四川等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直指武汉，国民政府以武汉为轴心筹设工业区域的计划遂成泡影。迁汉工厂大多立足未稳，不得不考虑再度内迁问题。
此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积极争取滞留武汉的工厂转迁到四川，并派四川工业专家和官员由川飞汉向各厂家介绍四川的资源、设厂的环境，而且在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捐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与方便。各厂家深受感动，纷纷报名迁川。1937年12月底有20余家工厂表示迁川，翌年1月中旬已准备即可迁川工厂达41家。当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厂家代表到重庆及四川其他拟迁厂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勘测，尔后又组织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安排迁川各项事宜。
二、武汉地区工厂折迁
南京夫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地区工厂继续内迁到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委员会遂着手动员武汉地区迁汉工厂和原有工厂再度内迁，进行抗战以来第二次工业大迁移。1938年3月22日，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成的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机械厂家代表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做好一切准备。工矿调整处除协助迁川工厂外，还规定了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同时，招募各种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派往适宜的厂矿或技术机关服务。
6月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业，各类大小工厂，凡对军需民生有用者均在拆迁之列。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迁移费用由以前的无偿拨付改力提供贷款，运输、复工奖金缺乏者给予低息贷款，凡来不及拆迁的工厂皆予炸毁。
7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留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五日之内迁往重庆。
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形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敦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部署外，还派员赴湘南、广西、陕西等地布置迁厂事宜。
在武汉地区，工厂拆迁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外埠迁汉工厂的再迁，共迁出机器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电焊工业、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矿业以及其他工业共170多个厂家。另一部分是武汉原有工厂的拆迁。工矿调整处派遣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分头四处劝导督促，并协助工厂拆迁。武汉三镇着手拆运者，有化学工业、机器翻砂工业、织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厂家共150余个。
至8月中旬，除少数工厂被限期拆迁外，一部分厂家迁往湘西、湘南、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大部分厂家迁往四川。及至武汉撤退，除沙市尚有数厂外，武汉地区厂矿大迁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内迁工作转向宜昌与重庆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