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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
第二，减祖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地在减祖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王稼祥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时指出：“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农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之，减租减息促使各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使上层人士和开明士绅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进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1941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重，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1940年8月的报复“扫荡”中，仅晋中6县就被杀1600余人，烧了房子3万余间，平定、昔阳、寿阳3县，没有一个村庄不遭日军烧杀。有200多户的寿阳辅增村，经烧杀之后，全村不见人影，荒草没人，原来的800多村民仅剩下64人。
1940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一县人民被杀者即达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1/16，房屋被毁14万间，牲口被抢走7000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昔阳、涉县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农具3700余件（5个县的数字），抢走牲畜1300余头。除军事进攻外，日军出于持久围困的目的，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分割的境地。以致抗日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也遭到极大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各机关部队积极经营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以求生活自给和现品自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2页。＇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当时各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
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由于农民占整个人口的80％，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环境，抗战所需之物力、财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因此必须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其他生产事业。
2。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五种：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除对地主经济要限制其剥削外，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发展。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3。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与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都很分散，交通又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在经营方针和政策方面的统一领导原则下，必须让下面分散经营。
4。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
5。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农民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应该以90％的精力去发展生产，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的一切领导人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本领，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通过生产，解决了所需经费的70％，1942年部队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贯彻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在财政极困难的情况下，向农业投资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贷款158万元，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万亩。此外，还发放植棉贷款。边区政府的措施使1942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148万石，比1941年增加2。78万石，棉花增收43。5万公斤。
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之后，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促使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增产。
1943年和1944年粮食产量均超过了180万石，1944年公营、私营和家庭纺织业共织布16。2万匹，其中家庭纺织业占11万多匹。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各留守部队生产成绩最为显著。
1941年3月，第359旅等部队响应中共中央实行屯田政策的号召，分赴南泥湾、大凤川、槐树湾等地屯田生产。第359旅进入南泥湾的当年，即开垦荒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该旅官兵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为96。3％和90。2％；1943年，该旅开荒种地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在自给有余的同时上交公粮近万石。1943年，全旅共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实现了“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当年全边区的部队共种地20万亩，收细粮3。1万石，开办工厂作坊89个，商店74个，经费自给率最低的也达到了51％。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蚕食”，1941年至1942年间，根据地巩固区大为缩小，生产生存条件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根本扭转边区经济的困难，1941年8月边区政府召开了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迅速建立起边区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抗战经济，指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粉碎敌人经济毁灭边区的唯一保证”，“是坚持敌后独立抗战的唯一保证”。会议要求普遍团结组织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力量，活跃发展边区生产，在大力发展农林牧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同时，适当提倡种植工副业生产所需之经济作物棉、麻、油等，大力提倡和奖励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适当发展采煤、冶铁等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以解决边区必需品自给自足的问题。在边区政府的领导组织下，1941年至1943年，全边区以“消灭熟荒，防止新荒，开展小型水利”为重点，修旧渠、开新渠1056道，凿井1309眼，可浇地19万余亩。实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可提高亩产10～15％。1943年，全边区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竞赛运动，以“组织劳力互助，解决人力畜力困难”，“普遍锄三遍”，“定户计划、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