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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同年3月11日和7月，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团结到底》的文章中又反复强调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使之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最早的地区。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策提出后，边区就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和鄜县（今富县）等新区首先实行“三三制”。
1940年4月4日，边区政府在《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新区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时，“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份”，“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依此精神，陇东、绥德分区和富县先后经过民主选举，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边区党和政府在上述地区试行“三三制”的基础上，决定在全边区普遍推广。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政府发出了《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从此，边区开始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因为选举运动的中心是要贯彻“三三制”，所以被称作“三三制选举”。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边区中央局于5月1日公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宣布：“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3人；选出的包括边区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当选的共产党委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由于1941年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了1/3，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发出了《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合于“三三制”的要通过共产党员退出，由党外人士增补的办法进行调整，随后又于9月1日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这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到1942年底，“三三制”在边区已经彻底实现。
1943年，陕甘宁边区在全面检查边区落实“三三制”政策时，着重于“三三制”政权的巩固工作。
1943年3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巩固三三制”的口号，并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制度上作出了一些必要规定，以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为了贯彻“三三制”政策，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7月至10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建政运动。在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边区97个县1500万人民普遍动员起来，参加区、县、边区的三级选举，平均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1％。这次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以及边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这次选举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共中央“三三制”的精神，非党人士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据统计：5个专区19个县的924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的比重下降至55。3％，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44。7％。在一些县份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如完县、建屏、唐县、定襄等县的县议员中，非党人士分别达到65。8％、64％、60。3％和63。63％； 4个专区13个县4749个区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重占47。84％，其他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52。16％。
1940年民主大选后，晋察冀边区的县、村两级基本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脖全了民意和行政机关。但是，由于频繁的战争，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中尚未来得及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
1943年1月15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圆满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使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推选的参议员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些与会的288名参议员中，因日军“扫荡”、封锁，冀中、冀东等斗争残酷地区的代表较少。但从北岳区来的240名代表中，党外人士100余人，占近50％，比1940年选出的非党代表人数增加2倍多，比例增加近30％。在所有代表中，共产党党务工作者占14。2％，国民党党务人员占3。8％，政府人员占13。5％，军界代表占6。6％，民运领袖占12。8％，商界和文教界领袖占1。4％，少数民族代表占3。1％，妇女代表占5。6％，地主士绅代表占17。4％，学者名流代表占18。8％。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及对抗战建设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的代表大大增加，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36。2％。此外，还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边区最高权力机构。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以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常设监政机构边区参议会驻会办事处，以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等。选举结果，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都是大学教授；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由7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2人，不足1/3，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2/3以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
第一届参议会后，晋察冀边区的党和政府进一步号召“贯彻‘三三制’原则精神和实质到各级政权建设中去”。边区行政委员会要求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集中力量对专区以下各级政权组织进行整理，对还没有做到“三三制”或形式上落实了，但实际上未能发挥“三三制”政权作用的地方政权，普遍采取组织调整和聘请各阶层知名人士参加等弥补措施。在检查整理的基础上，边区1943年度的村选工作普遍在春季完成，县级选举在8月基本完成。各级村政权较好地落实了“三三制”建政原则，县议会和县政府的人员构成也基本实现了“三三制”的要求。1943年8月20日的晋察冀日报评论说：这是“三三制政权真正辉煌的胜利。”
晋冀豫根据地在以往政权民主建设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将建立和健全“三三制”政权的工作，作为1941年的中心工作。
1940年12月，“冀太联办”召开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讨论了农村政权的建设问题，要求1941年上半年在根据地普遍进行村选运动，完成村政权的民选，在下半年完成区级政府的民选。
1941年1月，根据地中心太行区的村选运动逐步展开。许多村庄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80％以上，有的高达90％至95％以上。许多地方为新当选的村长披红戴花，举行各种庆祝会，庆祝民主政治的胜利。
华北的抗战形势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要求，急需在“冀太联办”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