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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中国空军在美国援助下得到新的发展。至1941年底，作战部队为7个大队（第11、第12大队和1个独立中队因全训未计入在内），共有各型飞机364架。P—40型新机10O 架，拨交美志愿队使用。1942年3月开始，从美国购买的新机陆续到达，中国空军各部队抽派人员分批赴美国和印度受训及接收新机；7月以后，训练完成，相继飞返国内，到1942年底为止，共接收美制B—29型轰炸机19架、P—40型驱逐机27架、P—43型驱逐机41架、P—66型驱逐机82架；作战部队仍为7个大队、1个侦察中队及1个美国志愿大队，备型飞机总共337架。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拉长，将驻留在中国的飞机大批调往越南、泰国及缅甸一带，以应西南太平洋方面作地的需要。
1942年全年在中国的飞机平均仅有270架，最多时为370架，其中主要是陆军航空队飞机。因此，日军航空队对中国的作战，也由原先的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轰炸为辅，改为以战略轰炸为主、政略轰炸为辅；轰炸范围集中于湘、桂、浙、赣及滇西等地；轰炸目际主要为军事设施。
由于日军航空队改变了作战策略，减少了空袭和空战，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转为支援陆军作战。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作战。中国空军为支援陆军守卫长沙，于1942年1月8日从成都起飞9架苏制轰炸机，至长沙以北长乐街轰炸，切断敌军退路。在返航时遭8架日机攻击，中国轰炸机编队边战边退，激战20分钟，以损失两架的代价，击落日机1架，击伤两架，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驱逐机的先例。在5月的滇西战役中，为防止日军强渡怒江，确保云南的安全，从5月7日起，中国空军连续出动20多次，轰炸扫射滇缅边境地区的腊戍、芒市、惠通桥、龙陵等地日军。美国志愿队也派出8架P—40型飞机，携带570磅炸弹，连续3天轰炸扫射怒江峡谷和狭窄山道上的日军，使其无法架桥而退回龙陵。此后两年中，中日双方长期在怒江对峙，日军始终未能越过怒江天险。为配合美、英盟军，钳制日军在东南亚的活动，中国空军和美国志愿队并肩作战，于1942年1月28日和24日两次飞赴越南，轰炸日军机场。中国空军当局获悉，日军为加紧攻占南洋，以越南的嘉林机场为主要基地，集结陆海军航空队飞机共450架，遂决定以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轰炸机18架，以美国志愿队P—40型机9架担任掩护，对该基地进行袭击。飞抵目标区后，因云雾遮蔽，轰炸成果不详。第2次以同样兵力轰炸该机场，仍有云雾遮蔽，使用计时轰炸法投弹后返航。此次前往越南轰炸日军机场，是中国空军的创举，计时轰炸法亦属首次使用。
在中国空军和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加强之际，日军航空兵则呈衰败之势。
1942年5～6月间，美日在珊湖海和中途岛进行两次大海战，日军共损失了5艘航空母舰、385架作战飞机和大批飞行员。＇《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82、186页。＇ 其优势已不复存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也逐渐丧失。太平洋战场的变化，也对中国空中战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7～8月间，中美空军联合开辟了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使中国有了一条从西方国家获得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中美空军不断得到补充，空战日趋主动。他们除了担负所驻地区的防主任务外，不断出击汉口、九江、南昌、临川、广州、香港及越南海防等地的日军机场、码头、军舰等。10月24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出动12架B—25轰炸机，在10架P—40驱逐机掩护下，从桂林起飞轰炸香港，日军起飞26架飞机迎战，被击落20架，美方仅损失轰炸机：架。10月27日，中国空军第2大队出动B—29型轰炸机9架，第4大队出动P—40、P—43型驱逐机16架担任掩护，袭击山西运城日军机场，炸毁其跑道、营房多处，并击毁其侦察机1架。以后，又先后轰炸了江汉关及沙市日军机场、码头等处。
1943年1月10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P—40、P—43型驱逐机13架，由四川梁山机场起飞前往湖北荆门，袭击日本陆军航空队第44战队机场，炸毁日机3架及机库、营房等。
四、鄂西会战及空军的有力配合
日军为了改善在中国战场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大致确保并稳定现已占据地域，粉碎其继续抗战的企图，制止敌之反攻，并扼制敌空军的猖獗活动，尽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并规定于1943年春季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向中国派遣军增加战斗机、重轰炸机各两个战队，目前先从满洲方面抽1个飞行团增强关内航空作战，以协同南方军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中国空军势力，尤其是在华美空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0页。＇
这一作战指导计划表明，在华日军除在地面力图以攻为守，稳住占领区，防止中国的反攻外，在空中战场力图保住即将丧失的主动权，并以防止中美空军迸袭日本本土为重要任务，航空作战实际已由攻势为主向防御为主转变。
1943年4月，日军第11集团军于4月抽调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和独立混成第17旅，共约10万人的兵力，分别集结于宜昌、枝江、弥陀寺、藕池口、华容一带地区；并在汉口、荆门等地集中航空兵第90、第45、第55、第16、第25、第23和第44等7个战队，及1个独立中队，共有各型飞机248架，准备协助陆军，向中国第6战区发动新的进攻。日军的战役企图是，在长江南岸发动攻势，打击鄂西中国第6战区主力和中美空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夺取停泊在宜昌的船舶，占领洞庭湖区谷仓，以挫败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中国第6战区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宜昌西北之石碑至石首以南之南县，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部署了4个集团军，共计14个军的兵力。以第10集团军固守公安至枝江之线，以江防军固守宜都至石碑要塞，以第75、第77和第59军固守三游洞至转斗湾阵地；并以中国空军第1、第2、第4和第11等4个大队及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共计各型飞机165架（轰炸机44架，驱逐机121架），协助陆军作战。计划先依托既设阵地给进攻之日军以消耗，待日军进至石碑及其以南渔洋关一线时，再以反击将其击败。（见附图5）
日军占领长江北岸的沙市和南岸的石首以后，5月5日，又从藕池口、华容、白螺矶等地向洞庭湖北岸进攻。8日，南县和安乡沦陷，中国守军向洞庭湖南岸撤退。
12日，日军从枝江渡江南下，西进日军亦向新安发起攻击，守军第87军已四面受敌，遂于13日放弃公安。至15日，日军进至宜都以南之刘家场、暖水街南北一线。
19日，日军围攻宜昌和宜都间的中国守军。中国空军第4大队出动8架P—40E、4架P—43型飞机，轰炸湖北枝江洋溪镇附近长江中的日舰。22日，日军又从宜都渡过长江，配合茶元寺和枝江的日军攻击，23日推进到长阳附近，占领渔洋关及其附近地区。在宜昌附近待机的日军第39师主力也发起攻势，突破了宜昌西面中国守军阵地，守军被迫退至长阳西北及清江北岸。
24日，宜昌西岸的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攻击。25日，日军又在飞机的掩护下，连日向守军第18军阵地猛攻，一部突入偏岩、津洋口间，受到了中国守军的南北夹击。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四川已县起飞P—40E 型飞机15架，分两批轰炸扫射了湖北长阳及宜昌一带的日军。
27日，日军将停泊在宜昌的大小轮船约2万吨全部驶往沙市。在中国江防军同日军激战的时候，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出动飞机，攻击了日军阵地和日军的后方交通线。28日，中国军队终于挫败了江防正面日军的攻势，并且攻克了渔洋关，切断了日军的后方交通线。第6战区正面各军，从30日起发起全面反攻，中国空军也以大编队机群支援作战。
这时，日军集中各种火力，分别向长江南岸的石碑要塞和曹家畈附近强攻，并从天柱山向木桥溪迂回。中国军队坚守石碑要塞，沉着应战。日军一部突破曹家贩阵地右翼，但迂回到木桥溪的日军已被阻止。31日，日军伤亡很重，全线动摇，开始后撤。中国军队转入追击，第74军及第29集团军先后克复暖水街、三家厂、新安，并进逼至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