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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样，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所属两个军4个师，吉鸿昌的第2军4个师，佟麟阁的第1军4个师，阮玄武的第5军两个师，张凌云的第6军两个师，李忠义的第16军3个师，黄守中的第18军5个师，邓文的第5路军4个师，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两个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3个师，蒙古军3个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10万人。＇赵谨三：《察哈尔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7～101页。＇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
1933年5月2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总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月31日，以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50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称赞冯玉祥的抗日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好谋”。表示“谨率数十万健儿，……誓真抗日，重奠山河”。＇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6页。＇
6月20日，东南5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3页。＇
为支援同盟军，朱庆澜从上海汇款4万元，广东、广西方面各汇款10万元。在全国民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同盟军将领纷纷表示抗日决心。佟麟阁、吉鸿昌等13名将领联合通电，表示“愿在我公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矢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方振武发表通电，痛责蒋、汪政府与日妥协，“阳借停战之名，阴行卖国之实”。他挥泪陈词：“振武头可断，骨可折，对此辱国丧权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他们的这些豪言壮语表达了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的战斗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参见附图11）
（一）加紧准备出师抗日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
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冯玉祥针对同盟军成份复杂、装备不一、紊质差异大等特点，加速整训部队。在政治工作方面，冯玉祥除同意在部队中建立抗日组织，并通过《民众日报》等报纸宣传抗日，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轮流召集驻张部队讲演，每日排四五小时。”＇《大公报》1933年6月8日。＇ 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经过整训，使疲惫之师焕发了精神。
冯玉祥还实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其他抗日准备工作。规定全省最高权力机关为“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同盟军的一切行动，施政方针，都由大会作出决议。为了求得军民协力抗日，还筹组召开“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民代表大会”，由各县民众代表与军事将领参加，共同讨论军民抗日各项事宜。
抗日同盟军的一切行动与措施，都以民众的名义出现。为此，冯玉祥于5月26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省府其他机构未作变动。
5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3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选举10名代表负责筹备工作。同日，冯玉洋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
（一）免除苛捐杂税；
（二）释放政治犯；
（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3年6月12日。＇
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1933年6月15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大会。
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期5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了“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页。＇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
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