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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钞票也可以购兑中国银元，其价格是，以日本银行钞2050元，或朝鲜金票1400元，或满洲洋票1300元购买中国三行钞票1000元，再以之购兑中国银元偷运关外。就这样，有限的中国银元就被日本人用无限的纸币套购而去。＇《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0册。＇
此举既可以毫不费力地塞满日本的腰包，又可以削弱中国的金融财政，这就是日本使劲地破坏中国市制改革的要害所在。
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在给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呈文中说，每日密送到关（山海关）的白银约十五六万元，北平、天津各居五分之二。＇《于学忠转报华北白银走私情形呈行政院文》，《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以此而计，中方每月外流白银约400万元。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达177900元之多。＇千家驹：《中国经济的挣扎》、（《中国国民经济》）。＇
其余未能缉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
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由于日本所策划的阴谋，平、津两地库存白银几乎被汇兑一空，中国银根吃紧，同时又纸币贬值。带来物价上涨，工商业停滞，经济崩溃。这正是日本所希望发生的混乱局面，它便于日本进一步在中国翻云复雨，巧取豪夺，策划自治，吞并领土。
除上述白银走私外，日本还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武装走私活动，对华北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种走私活动随着其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扩张加剧，从隐蔽的小规模的，发展到公开的集团性的武装走私。
“走私”一词的本来含义是秘密输售货物，逃避交纳合法捐税。而日本所进行的走私，是以其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对中国实行强迫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不平等的商品输售活动，其实质无异于强制掠夺。当时在长城一线，满载各种商品的马车几十辆为一队，连同其武装护卫数百人一伙，从伪“满洲国”通过长城各缺口浩浩荡荡进入华北。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自冀东远往天津的走私物品有：人造丝89617包（4033745公斤），卷烟纸6171包（1183836公斤），布匹12131包，白糖479296包（43136640公斤），杂货11052包；其中1936年4月19日起一周内由天津运出的私货就有人造丝1862包（830790公斤），白糖41171包（3705390公斤），卷烟纸245包（15239公斤）等。＇《银行周报》卷20第20期。＇
这些武装走私队以武力抗拒中方的陆海缉私人员，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更以外交手段保护走私，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横加勒索。日本方面还以“协助缉私”为名，派出宪兵警察非法进驻北平、天津、唐山、滦县、昌黎等站，“检查”来往客人，严重干扰中国方面的正常缉私业务，侵犯中国的主权。
当时，处于伪满和冀东之间的“中国方面的税收机关，其职能处于停止状态。”＇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43页。＇
日本在华北走私，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制糖业与人造丝业，以糖业来说，1935年一般市价白糖每担22元，红糖每担18元，然而私货却只要12元或10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遂全为私糖所侵夺。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一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总之民族工业没有一样不受私货打击。
（三）冀东特别关税
日本还公开以不平等的法定手段，保护其输出商品免征或减征关税，冀东特别关税就是一例。日本在冀东订立相当于关税1/4以下的低税率的“输入税”，变相承认日方利用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秦皇岛等地进行不平等贸易。1936年2月，冀东伪政权颁发所谓《沿海输入货物登陆查验暂行规则》和《查验费征收细则》，规定在登岸时只缴纳一笔远低于中国海关关税的查验费（亦称特别关税）后，即可合法运往各地。
伪冀东特别关租与中国关税之比较
货物冀东特别关税（元）中国关税（元）
砂糖135斤/包4～59。8
方糖100斤/箱6～1020
人造丝100磅/包20～40120
干贝100斤/包15～2040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1/4）
在冀东伪政权特别关税的庇护下，走私货物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据日文资料记载：“以往在高关税桎梏下的输入品，以人造丝、砂糖为主，现在能一起向天津输送。因之天津的人货量以惊人的数额上升，人造丝、砂糖犹如洪水一般。估计3月下半月的入货量是：砂糖五六万包，人造丝六七万包。
这些优良廉价的日本货冲破冀东关税堤坝，如同怒涛涌入中国各地，现已南下运至上海方面，以致给中国市场一大冲击，遂成为最近哄动一时的问题。”＇〔日〕《现代史资料》8，第153～154页。＇
日本还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武装区延伸到海上。日本海军否认按国际惯例中方所应有的3海里之内的领海权，蛮横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只的通行，完全剥夺了中国海关缉私权力。中国无论在陆上和海上都无法行使主权，而日本走私集团则恣意妄行，旁若无人，甚至常以200吨位以上的大船满载货物往来于大连和冀东海岸。
日本的武装走私使中国遭受了巨大财政损失。据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中指出：“综计自上年（1935年）8月至本年（1936）4月中国海关税收（指华北各关而言）因日鲜浪人走私所受的损失共在2500万元，而本年（1936）4月起私货运入更加突飞猛进，仅一个月期间关税损失共达800万元之巨”。＇《东方杂志》卷33，第13号。＇
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约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
日本的野蛮走私及不平等贸易遭受中国和各国的抗议，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经过中方反复交涉，日本在其“特殊贸易”的规模上，表面曾有所收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破坏中国财政金融这一经济战略方针。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以弥补日本资源和国力不足，这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
一、“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侵略路线的确立
（一）“八一宣言”的发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疯狂“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宣言。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即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但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虽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也不能切实执行。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发展了“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