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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伤。同年12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上了英、美派的人选，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这一切推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阎锡山、冯玉样经蒋介石邀请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请派代表参加。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著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些又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五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坚持了敌视态度，宣称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改组后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的主要官员为：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发生了新的动向。
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
（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1936年1月，“广田三原则”被作为“帝国政府经过慎重审议”，“确定的对华方针”，在日本议会上提出。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同日驻中国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
由于中方态度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遇到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主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1976年版，第300页。＇
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人事变动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已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仍竭尽全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花了4个多月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便席不暇暖地于10月22日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6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30万国民党军对付3万红军，不要3个月，便可大功告成。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虽说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也曾发生过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镇西安，逼着张、杨执行“剿共”计划，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
10月27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曾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蛮横他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尽管如此，张还是耐心设法争取蒋抗日。11月27日，张致电蒋介石请缨授绥，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张学良：《请缨抗敌书》，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 这一肝胆照人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渲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日〕古层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51页。＇ 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
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
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
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
蒋介石这两个方案把张、杨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