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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律师还特别强调，如果金不拒捕，那么殴打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对白人警察的一个极为有利的证据是，在案发之夜高速逃窜的汽车中还有金的两个黑人哥们儿，他们老老实实地遵循警察命令，结果毫发无损。由此证明，金的指控——白人警察出于种族偏见故意殴打无辜黑人——根本站不住脚。
可是，被告律师的这番滔滔雄辩新闻媒体并未详细报导。原因之一是，在重大案件审判期间，法官可以下令控辩双方不得向新闻界透露案情，使审判过程不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影响。然而，法官这种坚持司法独立的倨傲立场，却使庭外民众无法及时得知案情中那些有利于白人警察的证据，其后果是毁灭性的。
１９９２年４月，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做出裁决，宣布四位警官无罪（对鲍威尔警官一项罪状的指控未定）。
仅仅两小时后，熊熊大火在洛杉矶四处燃起，黑烟弥漫，枪声四起，很多人趁火打劫，涌进商店哄抢。法律和秩序彻底瘫痪，四分之一的城区陷入火海，损失程度远远超过了６０年代的黑人城市暴乱。更为严重的是，暴乱出现蔓延趋势，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动乱迹象。老布什总统不得不调动数万联邦军队和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市平暴。
暴乱发生后，责怪和谩骂纷纷指向陪审团，陪审员被骂为纳粹种族分子。面对指责，一位隐姓埋名的陪审员辩解道：“金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嫌犯”，“同车的两位黑人遵纪守法，但金自始至终都在拒捕，所以警方别无选择”，“一直是金在主导整个殴打事件的过程”，“警察并不是天使”。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陪审员接受媒体匿名采访时说：“如果仔细看录像的慢镜头，很多时候警棍并没有打到金身上”，“金受到的伤害不是那么严重”，“警察的所作所为属于依法行事”。
在一片混乱和愤怒之中，哪里还有人会注意听陪审员的解释。而且，１９９２年是大选年，洛杉矶暴乱使老布什总统心急如焚。暴乱平息之后，白宫新闻发言人立即宣称，暴乱的许多根源是６０年代开始的那些失败的计划，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了民主党总统约翰逊（Ｌｙｎｄｏｎ Ｂ．Ｊｏｈｎｓｏｎ）当年的“伟大社会”计划。老布什总统本人则在电视上向选民信誓旦旦地保证，联邦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以触犯联邦民权法的刑事罪名重新起诉４位白人警察。人所共知，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可是，老布什总统作为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首脑，在当时联邦大陪审团尚未就金案举行听证和做出起诉裁决时，竟然越俎代庖，宣布联邦政府将重新起诉白人警察，他大概是急昏了头。
值得注意的是，老布什总统宣布重新起诉警察一事涉及到美国宪法中禁止“双重惩罚”（Ｄｏｕｂｌｅ Ｊｅｏｐａｒｄｙ）的宪政难题。为了防止官府凭借手中特权没完没了地任意迫害小民百姓，美国宪法第５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和身体的危害。宪法第７修正案规定，除非依照习惯法规则，联邦法院不得重新审查经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具体地说，在刑事案件中，经陪审团做出的无罪开释裁决是不可改变的。比如，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在辛普森案中做出无罪裁决，即成为该案的终审裁决，控方不能上诉，以后即使发现了新的证据，州地方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无法立案重审辛普森。但是，控方可以在民事法庭以民事罪名重新起诉，要求经济或伤害赔偿。
那么，为什么老布什总统敢放出大话，声称联邦政府将重新起诉已被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无罪开释的４位警察呢？原来，这里也有例外的情况。根据最高法院１９２２年对美国诉兰扎案（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Ｌａｎｚａ，１９２２）的裁决，在某些极特殊情况下，双重惩罚并不违宪。例如，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南方佐治亚州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出于种族偏见，使杀害黑人的白人三Ｋ党徒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仍然被陪审团无罪开释。在民权团体的压力，联邦政府终于忍无可忍，被迫强行介入，在联邦法院以侵犯民权的特殊刑事罪名重审此案，终于使涉案的三Ｋ党徒受到惩罚。这样，尽管金案中的白人警察不是三Ｋ党徒，他们涉嫌触犯的刑律只是执法过当，但联邦法院在政治压力之下仍然可以根据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先例起诉４位警察。警察的薪水不高，没钱聘请著名宪法律师上诉喊冤，此外，洛杉矶市警察局和市政府都拒绝为涉案警察付律师费，一向热衷于帮助弱者打官司、将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美国公众自由联盟这回一声不吭，假装啥也没看见，４位警察只能自认倒霉。
这样，金被殴一案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政治案。联邦政府忧心忡忡，担心再有一次无罪判决，将有可能激起全国规模的黑人暴乱。依照美国司法制度常例，涉及重要案件的陪审团的挑选程序极为严格，候选人会收到厚达数十页的问卷，其中包括一百多条不容躲避的问题，涉及家庭成员职业以及对警察、嫌犯和少数族裔的看法等敏感问题，借以判定陪审员是否持有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可是，在重审案中，联邦地区法院的主审法官一反常规，禁止被告律师向陪审团候选人提出“你是否有勇气坚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的立场”的问题。可以说，联邦地区法院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死活也要把“民愤极大”的白人警察定罪的基调。
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审理，１９９３年４月，联邦地区法院小陪审团做出裁决，４名警察中的鲍威尔警官和孔恩警长被裁定有罪，另外两名警察则被无罪开释。判决之后，全国各地风平浪静，联邦政府总算如释重负。
根据联邦法规和惯例，触犯联邦民权法的刑事罪犯至少应被判处６年有期徒刑。可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在依法量刑时却动了一点儿恻隐之心，只给两位警官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全美各地民权团体闻讯大怒，坚决要求联邦司法部向分管加州地区的联邦第９巡回上诉法院上诉。
１９９４年４月，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赔偿案（Ｒｏｄｎｅｙ Ｋｉｎｇ ｖ．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中胜诉，获得了总额高达３８０万美元的伤害赔偿，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
１９９５年１月，联邦第９上诉法院在压力下作出判决，判定联邦地区法院对有罪警察判刑过轻，下令重新量刑，加重刑罚。重刑威胁之下，因律师费已负债累累的孔恩和鲍威尔警官痛下决心，宁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一定要聘请大牌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喊怨叫屈，请求大法官主持公道。
１９９６年６月，联邦最高法院以９比０票对孔恩诉美国案（Ｋｏｏｎ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９６）作出裁决，以警察违法打人与金拒捕有关系为理由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关于对警察加重刑罚的裁定。轰动一时的罗德尼·金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坦率地说，罗德尼·金被殴案触发洛杉矶大暴乱的缘由极为复杂：美国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都市地区黑人劳工阶层大量“下岗”失业，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里根执政时期大幅度削减福利计划，致使贫富悬殊恶性发展；黑人贫困社区长期遭受忽视，犯罪率居高不下；司法制度弊端丛生，警察执法犯法、滥用权力现象极为普遍。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新闻媒体呼风唤雨，大造声势，用删剪过的录像和偏离事实真相的“司法新闻”误导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一手导演了这场前所未有的都市大暴乱。而金本人又集前科罪犯、拒捕嫌犯和暴力受害者于一身，充分反映出美国社会中种族矛盾和民主制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Ｈｕｇｏ Ｌ．Ｂｌａｃｋ，１９３７—１９７１任职）有句名言：“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罗德尼·金被殴案反映出的诸多问题，正是这种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与“世纪审判”
——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人案（1995）
橄榄球超级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涉嫌杀人案震惊全美，堪称20世纪美国社会中最具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