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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儿，傅索安几个开始参加劳动，虽然有些吃力，但由于已有思想准备并且迫于无奈，处于有进无退的境地，所以众人还是毫无怨言地支撑着。他们之间当时的关系，就像是后来去插队知青中广泛存在的集体户，傅索安则是户长。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这个大约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知青集体户的群体，尽力营造着一种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天津母校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相同的氛围，每天，集体户中有“早请示、午对照、晚汇报”的仪式。晚汇报后，便是民主生活会，大家学习语录，畅谈体会，也议论生产队的人和事。由于那几天整天听到的是小水库问题，集体户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鲍家庄的做法太霸道，不讲道理。
另一名比傅索安晚几年叛逃出境成为克格勃特工的女知青胡国瑛在后来被克格勃派遣回国进行间谍活动失风落网后，曾在她写的交代材料里谈及傅索安本人就此事亲口对她说的话，傅索安称：“当时，我努力在思想上尽力把自己完全当成奇玛村的一员，所以，见奇玛村的社员对小水库之事如此关心，我也就特别关心。而我活跃的思维、好动的个性，自然而然会想出那个成为两村械斗事件导火线的主意来。”
这个被傅索安称为“导火线”的主意是这样出笼的：集体户众人谈了一会儿，觉得应当为奇玛村在这件事上出把力，便议论起办法来。有人还是学生意气十足，主张去找鲍家庄生产队长辩论。
也有人主张刷出大标语造造舆论，或者干脆把大字报贴到根河旗人委大门口去。另有一个主意是鼓动社员去县城或者旗城静坐请愿，总之，都是大城市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傅索安在这方面再一次显出她的棋高一着，她排斥了所有人的不切实际的主意，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实际，又似很有道理的主意：把鲍家庄的蓄水池刨开个缺口，让里面的水流回小水库。
傅索安语音未落，其余五位马上异口同声赞同。傅索安随即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事不宜迟，我们今晚就去干这件事！”
金国安五个当即响应：“对！现在就去！”
于是，六人抄起农具，出了集体户，悄然来到村外，朝小水库那里走去。那夜正是月明天，一轮圆月高挂天空，像个大银盘似地散发着皎洁的光芒，把大地照得一片银白。他们也不用打手电筒，顺着小道直趋水库，绕左侧的堤岸来到鲍家庄的那个蓄水池旁边。
前面说过，这个小水库是利用一块低洼地修成的，水库旁边的地，都比水库要高，鲍家庄的蓄水池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悬湖”。
这为傅索安一行实施“放水还库”计划提供了方便，他们上前去，二话不说，各自挥动农具，片刻间就把蓄水池靠近水库一侧的堤岸刨开了一个口子。顿时，那决堤的水犹如一匹白练似地一泻而出，自然而然地往低处流，回到了水库。
次日早上，鲍家庄的社员出工来到村外，见一池水已经被放了个精光，不禁目瞪口呆，随即有人飞报生产队长。一会儿，鲍家庄的生产队长、政治指导员领着副业队长、妇女队长等一班队委干部，急急来到现场，见状马上判定乃是奇玛村方面所为，一个个怒火中烧，站在那里冲奇玛村方向乱骂了一通，悻悻而返，回去举行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傅索安几个的举动，并未向奇玛村社员通报。这天恰是需要灌溉几块土地，这边鲍家庄的领导班子刚离开，奇玛村的一个队干部就带了五名社员，抬着水泵、电线来水库准备作业。他们一到目的地，就发现气氛不对，鲍家庄的十几名社员站在对面堤岸上，脸上气势汹汹，嘴里骂骂咧咧。他们估摸无非又是为水库纠纷，也就没搭理，自顾拉电线、安水泵。不料，刚摆开架式，鲍家庄的人就奔过来了，把他们团团围住，不让抽水。奇玛村那位副队长弄了个文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惊问原因。话刚出口，对方一个大耳光已经扇过来，砸个正着，当即闹了个满脸红。
奇玛村那五名社员见副队长被打，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马上上前去，将打人者揪祝鲍家庄的人见了，也没有人下命令发信号，不约而同一涌而上，一场混战就此开常这是解放以后这两个村庄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双方不但动手，而且还就地取材动用了家伙，什么铁管、管子钳、木棍、镢头、扁担等等，拿到什么算什么，乱打乱砸。打到最后，鲍家庄方面人多势众，占了上风，把奇玛村五人个个打得鼻青眼肿，皮开肉绽，都躺在地下动弹不得，只有哼哼的份儿。鲍家庄那几位还不罢休，临走时把奇玛村的抽水机、电线、工具作为战利品一古脑儿都搬走了。
奇玛村的当家人李能达队长闻讯，大大吃惊，连说“祸事来了”。这李能达是个老实人，抓生产是能手，处理纠纷却是束手无策。还是傅索安的干娘、他的妻子郭菊花帮他出了个主意：派人去跟鲍家庄交涉，要求他们赔礼道歉，交还抢去的东西并赔偿这边被打伤人员的医药费、误工费。李能达从之，决定亲自出马，带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小青年直奔鲍家庄。
鲍家庄的政治指导员在队委会办公室接待奇玛村的代表，他态度傲慢，自己坐着，却让李能达两人站着。听了李能达提出的要求后，他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道：“赔偿？放屁！咱一池水给放了，你们怎么赔？不要谈了，没门！”
李能达还想谈，政治指导员却走了。他们两人待在办公室不知怎么办时，涌进来十几个社员，二话不说便把他们扭住，反剪双手上绑，每人头上套上一顶显然是刚刚制成、浆糊也还未干的高帽子，推推搡搡便在村里游街。一直转了两圈，方才把两人松绑，逐出村庄。
李能达两人受此耻辱，只气得头昏眼花，站在野地里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返回村子，告知众乡亲，禁不住眼泪汪汪。奇玛村人听之闻之，禁不住咆哮如雷，纷纷嚷嚷着要报此仇。几个年纪大的社员慌忙拦住，说鲍家庄人丁兴旺，劳动力比奇玛村多出一半，打是打不赢他们的。况且，现在是新社会，靠打是打不出道理的，还是先忍一忍，仔细商量一下看怎么稳妥就怎么做，总之，事情已经出了，应当让它平息下去，而不是扩大。
那几个老年社员的话是对头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如果和鲍家庄协商不成，奇玛村方面应当向大队、公社反映，让上面派人来调解解决。但是，受了奇耻大辱的生产队长李能达却被怒火烧得失去了理智，他没选择向上级反映的办法，而是和老婆郭菊花商量应该怎么办。郭菊花给丈夫出了个主意：召开队委会讨论一下再说。
李能达于是在当天下午召开有七个队委参加的队委会议，商量对策。前面说过，这奇玛村的社员百分之九十都姓李，祖上有些氏族关系，解放后不兴这一套，但大家还是记得“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这句话。七个队委中，有六个是李姓，他们把这事看成是鲍家庄在欺负他们李姓氏族，所以坚持要出这口气，一致主张“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李能达听了，说：“我何尝不想给鲍家庄点厉害瞧瞧，但是咱打不过人家啊！”
这时，郭菊花正好给队干部送开水来，进门听见了这话便发表意见道：“人少不一定打不过人家。当年共产党人那么少，还不是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给收拾了！关键是怎么个打法。”
众队委一听，都说嫂子言之有理，拉她坐下一起开会。农村生产队开会本来就不正规，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啥讲究，这郭菊花便坐了下来。但人们叫她说说共产党是怎么收拾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她就说不上来了，急中生智道：“这事要问咱闺女，她读书多，学问好，准知道是怎么回事。”
李能达于是说：“对！去把咱闺女那帮子叫来，请他们谈谈这事该怎么解决。他们是大城市来的，书读得多，事情也见得多，兴许能出好主意。”
这样，傅索安六人被请来列席队委会。李能达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