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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观念并不是荒谬可笑的事，可是，如果第欧根尼出现在西方都市中，则一定会被当作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另一方面，广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原型，即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尼罗河的政治形态中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尼采在看待他自己的时代的时候更少带有偏见、更少浪漫主义的气质去维护某些伦理创造，那他必定会发觉一种特殊的、在他的意义上的基督教的怜悯的道德在西欧土地上其实并不存在。我们不要被诸如人类定则之类的词眼所误导，而误解它们的真实意义。在人所具有的道德与人认为他所具有的道德之间，有一种十分模糊、十分不稳定的关系，且正是在这里，一种无懈可击的心理学可谓是无价之宝。怜悯是一个危险的词，尼采自己——尽管他无疑是一位艺术大师——和别的人都未曾探讨这个词在不同时代的意义（理论的和效果的）。奥利金时代的基督徒的道德十分不同于圣方济各时代的基督徒的道德。在此，我们没有机会去探询浮士德式的怜悯——在骑士社会中体现为献身、热情奔放或者诸如此类的种族本能——比照于麻葛式基督徒的宿命论的怜悯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它想象为是超距作用和实践的动力学，或（从另一个角度说）想象为一种自负的心灵对自身的要求，再或者想象为是一种专横的距离感的表达。一组固定的伦理术语，例如我们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所拥有的那些术语，必定涵盖着大量的不同观念以及甚至更大量的不同意义。当一种如我们这样具有历史的和反思的气质的人类把表面的东西当作为真实的意义加以接受，并把理想视作仅仅是为认识而存在的主题时，那实际上只是证明了它对过去的尊敬——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即是对宗教传统的尊敬。一个充满信心的经文，并不是它的真实性的保证，因为人很少能意识到他自己的信仰。跟深刻的精神现实性相比，口号和学说常常或多或少是大众的和外在的。我们对《新约》的训诲所表示的理论上的尊敬，事实上跟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对古代艺术所表示的理论上的尊敬属于同一层次；如同后者并不曾改变作品的精神一样，前者也不曾改变我们西方人的精神。我们时常引用为宗教精神之代表的“托钵修会”、“摩拉维亚教会”和“救世军”（Salvation Army），数目少得出奇，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故而，它们其实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整体——亦即浮士德式的基督教道德——中的一些特例。那种道德其实并不是路德或特兰托会议阐述出来的，而是所有具有伟大风格的基督徒——英诺森三世和加尔文、罗耀拉和萨沃那洛拉、帕斯卡尔和圣特雷莎（St。 Theresa）——内心所涌现的，甚至在潜意识中，这还与他们自己的公开教诲相抵触。
我们只需将纯粹西方的男子气的德行（manly virtue）概念跟希腊理想中十分女性气质的αρετη（美德）作一比较：前者被尼采名之为“moralinfrei”virtù（“英雄的”德行），西班牙人称之为grandezza（高贵），在法国巴罗克时期则为grandeur（庄严）；而后者在实际的运用中，对我们而言，即是享乐（ηδονη）的能力、沉着平静的气质（γαληνη，απαθεια）、无欲无求，尤其是十分典型的αταραξια（镇定自若）。尼采曾提及所谓的“金发碧眼兽”（Blond Beast），并认为它就体现在他评价甚高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典型中（因为它实际上不过是伟大的霍亨斯陶芬时代的德国人的一种复制品），这种人与无一例外地呈现在每一古典伦理中和体现在每一个有价值的古典人身上的那种类型，恰好形成对照。浮士德文化已经制造了一长串心肠很硬的人，而古典文化就从没有这种类型。因为伯里克利和忒密斯多克利天性温和，跟阿提卡的καλοκαγαθια（高贵品格）相一致，亚历山大属于从没有睡醒的浪漫主义类型，恺撒则属于狡黠的计算者类型。汉尼拔这个外来者只是他们所有人当中的“一员”。早期的这些人们，当荷马把他们呈现出来时——例如奥德修斯和埃阿斯这类人物——按照我们的判断，他们不过是十字军骑士当中的一些怪异的形象。他们的天性本来是十分女性气的，可也有兽性的一面——一种重新界定的、属于他们自身的兽性——希腊人的野蛮就属于这一种。但是，在北方，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和霍亨斯陶芬的伟大皇帝，皆出现在文化的肇始时期，其周围则环绕着狮王亨利（Henry the Lion）和格列高里七世这样的巨人。接着出现了文艺复兴、红白玫瑰党之争、胡格诺战争、西班牙征服者、普鲁士选帝侯和国王、拿破仑、俾斯麦、罗得斯等各样的人物。还有什么其他文化曾出现过相似的人物吗？在整个希腊历史中，何时有过类似于1176年这么有力的场景呢？——以莱尼亚诺战争（Battle of Legnano）作为前景，以伟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伟大的韦尔夫王朝（Welf）突然揭开的争端为背景。大迁徙时期（Great Migrations）的英雄、西班牙的骑士、普鲁士的纪律、拿破仑的精力——古典文化又有多少这样的人和事呢？还有，在浮士德道德的盛期——从十字军到世界大战的时期——我们在何处见到过“奴隶道德”、逆来顺受、助祭的博爱（deaconess’s Caritas）这样的东西？它们只存在于这个时期虔诚而恭敬的道德言辞中，在别的地方根本没有。那些典型的僧侣，本身就是浮士德式的；想一想古代德意志帝国的那些在马背上领导他们的教徒投入血腥的撕杀的大主教，或那些强行要使亨利四世、腓特烈二世这样的人驯服的教皇；想一想奥斯特马克（Ostmark）的条顿骑士团，想一想路德在古代北方的异教世界挑起的对抗罗马教廷的挑战，想一想塑造法国的那些伟大的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马扎林（Mazarin）、夫勒里］。那就是浮士德式的道德，如果我们无视其在西欧历史的整个领域中的影响，那必定是对其真实的情形视而不见。在这些伟大的例证中，有一种世俗的激情，表现了一种使命意识，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理解浮士德式的道德的那些伟大的精神激情，那些勇往直前、不可阻挡的博爱（Caritas），那是一种动力学的博爱，全然不同于古典的中庸和早期基督教的温柔。在德国神秘主义者、德国和西班牙骑士团、法国和英国加尔文派所实践的那种怜悯中，总有一种强硬性（hardness）。在俄罗斯，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将一个心灵融入众多心灵的兄弟之爱的博爱类型；而在浮士德式的心灵中，博爱乃是一个心灵超出其他心灵之上。在这里的定则也是“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从）。而个人的博爱，只是为了要在位格的上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一个个体而实施的。
这就是为什么“怜悯”的道德在日常意义中自有这个词以来就一直受到我们的尊敬，有时还成为思想家所希望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原因。康德下定决心要拒斥它，事实上，它与“范畴的律令”完全是抵触的，根据那一律令，生命的意义乃在于行动，而不在于听任柔弱无力的意见。尼采的“奴隶道德”是一个幽灵，他的主人道德则是一个现实。它不需要定则去保证它的效能——它就存在于此，它不同于古代的定则。脱去他的浪漫主义的善变的面具和他的超人的模糊的幻象，他所谓的“人”剩下的就只是浮士德式的人本身，这种人今天是，甚至在传说的年代，就是一种有能量的、必然的和动力学的文化的典型人物。不论在古典世界中可能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时代的伟大而卓越的实干家都是这样的伟大实干家，他们的超前思想和关切会影响千百万人，会影响伟大的政治家和组织者。“一种高级人类，由于其在意志、知识、财富和影响上的巨大优势，使他们能够利用民主制的欧洲作为他们最上手、最灵活的工具，来插手地球的命运，同时作为艺术家去塑造‘人’自身。够了——当人们抛掉以前的东西而重新学习政治的艺术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到来了。”尼采在一篇比已完成的著作凝练得多的未刊稿中如是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才能，否则就会被因为旧的选择错误而强加于我们的民主制所毁灭。”萧伯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