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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说，在文化的早期阶段，还是景观的形象独自支配着人类的眼睛，它为早期文化的心灵提供形式，与其和谐共振。人的情感与丛林的呼啸合拍而动；草原与沼泽适应着景观的形态、历程甚至外表。村落，及其寂静的丘顶、黄昏的炊烟、水井、篱笆、牲畜，完全溶合并嵌入于景观之中。乡村的小镇，证实了乡村的存在，是乡村图象的一种强化。而晚期文化的城市则是对土地的挑战，以其轮廓的线条与自然相冲突，否定着全部的自然；它想要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如果说早期文化的特点是城镇从乡村中产生出来的话，那么，晚期文化的特点就是城市同乡村作斗争。这一斗争最典型地体现在政治的方面和经济的方面，从这两个方面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在政治的方面，以前由贵族和僧侣所主导着的“封建国家”、“王朝国家”现在变成为由一个阶级主导着的“阶级国家”、“城市国家”，那就是所谓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等级，他们的存在是无机的，他们的心灵是智性的，他们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口号就是“自由”：免于被土地所束缚的生活的自由、才智作各种批评的自由、金钱作各种买卖的自由。他们需要国家不是把国家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高级象征的成熟形式，而是把它当作一件可为某种目标效劳的机器。他们通过革命推翻了贵族和僧侣的有机国家，而革命的结果只是金钱的解放，其所建立的所谓的“议会政治”不过是为极少数的个人攫取权力提供了机会。
在经济的方面，金钱这个抽象的、人为的无机物开始成为主宰一切的东西，它作为醒觉意识的活动的一种形式，使人变成了纯经济的动物。尤其是，金钱使土地从以前作为一种财产变成了一种财富，获得了抽象的价值，并由此消灭了依附于土地、血统和种族的贵族的所有传统，消灭了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教堂的所有象征。爱奥尼亚圆柱、中王国的建筑及巴罗克的建筑，这些属于文化晚期的建筑，“冷静地知道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们是自由的、自信的，是立于地上的。在那里，由于脱离了土地的力量——甚至脚下的铺地材料也割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存在变得越来越衰弱，感觉与理性变得越来越有力。人变成了才智之士，像游牧民一样‘自由’，他变得像游牧民了，但比游牧民更狭隘、更冷漠。‘才智’、‘精神’是有理解力的醒觉意识特殊的城市形式。所有的艺术、所有的宗教与科学，都逐渐地理智化了，与土地疏离了，对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伴随文明而来的是危机时期。存在的古老的旧根源在其城市的石头堆中干枯了。而那自由的才智——一个多么能表现命运的词啊！——像火焰一样出现，辉煌地升上天空，而又可怜地熄灭。”
译者导言（2）
随着晚期文化阶段的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便出现了世界城市，而文化也由此而被文明所取代，人类历史进入了其没落的时期。
在斯宾格勒那里，“文化”是指一种心灵的自我表现的总体，是生命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对自身本质的一种实现，故而文化的发展如同生命的进程一样，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文明”则是这一有机过程的最高和最终阶段，是文化的有机逻辑的结果、完成和终局。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在古典世界是在公元前4世纪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在19世纪完成的，在中国则是在秦帝国时期完成的。
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世界城市或世界都市。在文化早期，乡村的城镇还是对乡村的“证实”，是乡村图象的“强化”，在文化晚期，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挑战”乡村、“否定”乡村的历史，而到了文明阶段，世界城市则要“灭绝”乡村，一度谦逊地使自己适应乡村图象的市镇，现在却坚持要对方来适应它，变得和它自己一样。于是，在郊野，大道、树木、牧场，都变成了公园，山岭变成了旅游者观光的景区；而在城内，则出现了一种仿造的自然，用喷泉取代了泉水，用花坛、人造水池和修剪整齐的篱垣取代了草地、池泽和丛林。“在村落中，茅草盖成的屋顶仍然像小丘一样的形状，而街道就像田间的陇畔，自然天成；但是在大城市中，高大的、石砌的房屋之间所呈现的图象，犹如又深又长的峡谷，房屋里充弥着彩色的尘埃和奇异的喧嚣，人们居住在这种屋子里，其情形是任何自然存在所无法想象的。人们的服装，甚至面孔，都必须适应这种石头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斥着奇异的色彩和音响，夜晚，新造的灯光胜过月亮的光亮。乡下的农夫，无助地站在人行道上，什么也不了解，也不为任何人所了解，只是被当作滑稽剧中的一个常用的典型，以及这个世界的日用面包的供应者而已。”
世界城市是“绝对的”城市，它的里面包含了既成之物的全部崇高的死亡象征；世界城市完全是智性的，它的房屋的形成不再是由于血统而是由于需要、不再是由于情感而是由于商业精神；世界城市本身就是“世界”，它把自身之外的一切地方——乡村、城镇以及城市——轻蔑地称之为“行省”，世上再也没有贵族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与奴隶、希腊人与野蛮人、信徒与非信徒之分，而只有世界都市市民与行省居民之分，这些都市市民是一种新型的、动荡不定地黏附于流动人群中的游牧民族，是城市的寄生者，他们没有传统，绝对务实，没有宗教，机智灵活，极度蔑视乡下人。古代的巴比伦、底比斯、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现代的伦敦、巴黎、柏林、纽约，都是这样的世界都市。
城市是才智，世界城市是“自由的”才智。正是在反抗血统和传统的“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市民或资产阶级这一才智的阶级，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单独存在，它以理性的名义，尤其是以“人民”的名义，推翻王权，限制旧特权，从此以后，“人民”就特别地意指城市的人民。民主是城里人要求农民也具有与之相同的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城市中的才智之士改革了文化青春时期的伟大宗教，在贵族和僧侣的旧宗教以外建立了一个“新宗教”，即第三等级的宗教，那就是“自由科学”。
在脱离了土地的世界城市中，金钱成了世界的主宰，金钱的统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统治，金钱的关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人的关系，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在金钱的基础上，以往的“阶级国家”消亡了，让位于“第三等级”领导“全民”建立的“民主社会”，所有的等级、血统或种族的差别，如今都在金钱的光照下消失殆尽，而所谓的民主政治，实质上便是拥有金钱的第三等级所操控的金钱独裁的政治。“世界都市意味着世界主义取代了‘故乡’，冷酷的务实取代了对传统和时代的尊敬，科学的非宗教变成了古老的内心宗教的僵死代表，‘社会’取代了国家，自然权利取代了力争得来的权利。罗马人胜过希腊人的地方，就在于把金钱看作是无机的和抽象的量，整个地与丰饶的大地及原始价值无关。从此之后，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上都变成了金钱的问题。”
根本上说，文明或世界城市的出现意味着人类醒觉意识已发展到最高阶段，是人身上的小宇宙的因素对大宇宙的因素的彻底排斥，是“命运”的情感的逐渐萎缩和智性的“张力”的无限扩大，从此人类心智进入了理性主义的时代，抽象的概念取代了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机器与技术开始统治人类，成为新世界的暴君，生活的诗意已为单调的工作所取代，生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已陷于枯竭，连人类生命本身，也退化和衰弱到了“不育”的状态。“当存在完全地失去了根基，而觉醒的存在完全紧张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现象突然出现在历史的亮光之中，这一现象早就秘密地酝酿成熟，只是现在才出来结束这出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