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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精神相悖的事，亵渎了法规的尊严……”
为此，迟若岩不停地召开整顿会议，不时地向上级领导汇报检讨，还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另一方面为了扭转局面挽回影响，迟若岩极力讨好马向东，求他为自来水总公司说好话，并能在万豪酒店竣工大会上，为自来水总公司重树形象。马向东告诉他，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必须去找慕绥新，如果慕绥新肯为他正名，那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办法，迟若岩只得硬着头皮去见慕绥新。
6月里炎热的一天，通过慕绥新秘书的安排，迟若岩好不容易走进慕绥新的办公室，当面作了详细解释，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认罪”表态。此后，他又到慕绥新家中，恳请市长能在适当场合，给自来水总公司说句好话。迟若岩后来说，这次见面前后不到5分钟，谈话的气氛非常不好，慕市长当时板着脸什么也没说，迟若岩小心的送上两万美元，便非常尴尬的退了出来。事实上，慕绥新以后也没为自来水总公司说过什么好话。
而经过此次挫折，迟若岩深感已无法继续在自来水总公司干下去了，无论如何他都得走人了。
早在“万豪事件”之前，春风得意的迟若岩感到自来水总公司已经搞得不错了，他曾找马向东表示想要换个职位再谋进步。马向东欣然允诺，并向慕绥新推荐迟若岩到沈阳的一个区当区长。当时慕绥新对迟若岩的能力也颇认可，尽管慕绥新私下一直认为迟若岩是马向东圈子里的人。然而“万豪事件”之后，市委没有通过马向东的建议，迟若岩知道“症结”在慕绥新那里。他对马向东说：“马市长，这个事儿你不用再跟老慕谈了，我直接跟他讲吧。”
1998年底，迟若岩听到要调他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消息，便急切去找马向东。马向东告诉迟若岩已经知道这一任命，但表示爱莫能助，并对他说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会耽误他的发展。迟若岩已经别无选择，为了日后的前途着想，为了取得慕绥新的信任，迟若岩不得不向慕绥新“投资”，迟若岩后来供诉，到1999年5月，得知慕绥新在医院治病，他拿了3万美元去看望慕绥新，前前后后一共给了慕绥新6万美元。1999年6月，迟若岩还是被正式任命为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这只是马向东与慕绥新实力较量中的一例，还有那个宁先杰，当了很长时间建委副主任，找他想当建委主任，马向东也曾满口答应，结果他与慕绥新一说，慕绥新坚决不同意。还是宁先杰聪明，看出了门道，主动向慕绥新靠拢，主动讨好慕绥新，主动给慕绥新送钱，没出一年，他真的当上建委主任了。
这时候马向东已经看明白了，如果再与慕绥新较劲下去，他不仅没有一点胜算的希望，还会成为血本全无的孤家寡人。其政治命运就更不好说了。于是，当他一听说某直辖市市长要调走时，为了表现出更大的“忠心”和“热心”，带上礼品积极地到北京活动，让慕绥新到那个直辖市当市长。
事实上，与其说是为了慕大哥延长政治生命，倒不如说他也包藏祸心，那就是他打不倒慕绥新，还不如把慕绥新高高抬走，进而实现自己当一把手的愿望。后来尽管他没有活动成功，慕绥新在这件事上心里还是比较感激他的。但这时的慕绥新，已经自持政绩市长的头衔居功自傲，把一切都不看在眼里，自然对于马向东的表现也不会让步，他更加大肆张扬，更加无所顾忌，就像大闹天空的“孙猴子”，早忘了头上那个“金箍咒”，把一个干部起码的“度”抛到脑后。当然，他的危险和危机也逼近了。
“强龙”与“地头蛇”（9）
当慕绥新知道公安局长杨加林打黑，传出刘涌说他受贿；当慕绥新知道马向东在监狱里，亲自指挥“打慕保马”的那一刻，内心复杂极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岂能不知道在这些特殊时期，任何一个举动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阴谋！绝对是个有计划的阴谋！他往北京打了一个电话，没有找到那位应该找到的大领导，更愈益感到自己的判断非常准确。
其实，自打他当上沈阳市市长以来，在“三讲”中，全市上下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已经满天飞了，什么他支持老婆贪赃枉法，贪婪无度；什么纵容子女在沈阳包打天下，搜刮民财；甚至把他过去多少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捡起来……
那时，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时至今日，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这两个消息一发布，无疑，等于抛出了一颗很有爆炸力的政治炸弹，还会波及其他，引发连锁反应。
他也知道中央对待自己培养的高级干部，是非常爱护的，是轻易不会“两规”的。而一旦高级干部被“两规”，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法网的。因此，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非常想知道中纪委对他的看法。
他知道自己肯定有问题，他也知道中央对他有看法，否则，就不会把他弄到这里来了。但是，他也知道中央不希望他这样的干部犯错误，如果要得到上级的保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大前提： 他的问题不能太严重，或者说他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足以治罪。为此，他感到大事不好时，已经把能引起不良反映的问题，都处理得一干二净了。他已经与他最贴心的人们订了攻守同盟。是的，他是收了许多钱，也给不少人办过事。但是，收了钱没有办事的，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都通过秘书，把钱清清楚楚地送了回去。一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不欠人家人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怨恨，凑热闹在这节骨眼举报他；三是为了平安度过这道人生难关，保住他的乌纱帽。剩下的钱物，他认为都是应该收的，不收怎么能体现出他是市长？不办事要你市长干什么？
尽管如此，他还是沉不住气，心里还是觉得不托底。就像放到天上的风筝突然断了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因此，他在医院急于想知道中纪委究竟掌握他多少情况？是什么态度？有个什么结论？因为这每一道门坎，都决定着他的命运。决定着他是通向天堂，还是通向地狱？
开始时，他还胸有成竹满不在乎。他知道他有三张“挡箭牌”。在他的周围已经筑成了铜墙铁壁，风雨不漏。而且他这三方面都“呱呱叫”： 他是全国有名的政绩市长，上有领导赏识他，下有群众拥护他。
大概也正是这些政绩，才使他平时目中无人，无所顾忌，没有一点防范意识。结果应验了那句老话，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过，他还不害怕，他还可以一推六二五，还可以把他的问题推到社会风气上去，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法不责众嘛！所以，现在有人告他，反映他的问题，他并不十分紧张，现在想干事的干部，有几个不触犯人们利益的？有几个不挨告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自己能说清楚也就完了。
无疑，上边的态度明确了，他也左右不了了，下边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要自己坚守住岗位，把问题承认的最少，他坚信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不知道中央掌握多少情况，才对高级干部“两规”？他更闹不清“两规”应该享受什么“待遇”？能不能“治病救人”了？他没有想到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而且，他被“两规”后，主要是治病，很长时间了没有人急着找他谈话，似乎就是先治疗。这样一来，每天住在高级病房里，专案组为他找来高级的医生看病，高级的护理人员陪护，开出高级的进口西药。其实，久病成良医，他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了解，他知道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什么阶段，需要吃什么药？他没有想到医护人员对他的病，也比过去更认真了，更没有想到专案组的人员，对他的病也非常清清楚楚，甚至都能说出那些很拗口的外国药名。他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确切地说有些感动，甚至有点躺不住了，治不下去了。他常常陷入一种“静坐月明中，孤吟破清冷，隔溪老鹤来，踏碎梅花影”的孤独困境中。
“强龙”与“地头蛇”（10）
然而，慕绥新此时的孤独是常人难以猜度的。他的孤独决不是为了家庭琐事，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因为他曾经代表过一座城市，那是一种信仰的结合，他曾为此而自豪，也为此而孤独过。尽管那时也很少有人能理解那种孤独，尽管那种孤独与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