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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靠山”的刘宝印彻底蔫了金寿桃，这可能是慕绥新收受贿赂中最不值钱的玩意，最体验不出价值的东西，如果明码实价才5888元。但是在慕绥新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金寿桃更令他怦然心动的了。这是因为刘宝印在沈阳某宾馆吃饭时，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给新妻平晓芳的。换句话说送给他们的。这个金闪闪的金寿桃，虽然不大，可送得恰到好处，送到慕绥新心坎里去了。如此说来送礼是一门大学问，你所送的东西，对于高官来说不在于贵贱，而在于是不是投其所好、恰到好处？能不能把握准收礼人的脉搏？则是送礼人的关键。否则，你就是送一座金山、银海，也不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慕绥新记得他到沈阳工作后的第一次收礼，就是这个刘宝印送的。刘宝印层次不怎么高，形象也不怎么好。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主要是靠倒卖走私汽车发的家。慕绥新当副省长主管政法时，省政协的一位领导同志找到慕绥新说，政协下属的企业在广东走私汽车被扣了，这影响了辽宁经济发展。慕绥新冲那位省领导面子，找到公安部门，要求他们千方百计给予解决。最后还好，这事以罚没方式结局。而刘宝印也没有被关押起来，逃脱了法律制裁。事后刘宝印为了感激领导的关心，请有关的几位省领导吃饭。那次宴请酒足饭饱之后，他看见刘宝印像变戏法一样，拎出了几个礼品袋，笑眯眯地站在门口，嘴里一边说：“小意思，不成敬意。”一边按到场领导的职务高低发放礼品袋。慕绥新说，他刚到沈阳时曾暗暗下过决心，坚决不收受礼品，不辜负党的希望。可当他看到那个比他职务高的领导，顺手收下时，他的虚荣心不允许他拒绝收礼而给领导难堪。于是，他也脸微微一红，放下了自尊心，顺理成章地接了过来。他回到家后急忙打开一看，原来并不是金钱和太值钱的玩艺，只是一套高档进口西服时他那狂跳的心才稳定下来。他觉得是一场虚惊，是自己少见多怪了。这大概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人情”往来吧。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不说送钱，就说送物品吧，给慕绥新送物品的多了，值钱的也不少，然而真正能给慕绥新留下印象的微乎其微。就说手表吧，什么“百达菲丽”、“劳力士”、“梅花王”、“登喜路”、“天子表”、“浪琴”、“伯爵”等等，世界名表几乎应有尽有。价格惊人、款式超前，他们家足足有30多块，足可以开一个世界名表店了。记得在北京王府饭店，他就接受了刘宝印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饭店，他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价值9万人民币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同样在某大酒店，他又接受了王某人赠送的价值16万元劳力士名表一块。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社会里，那么送礼也必须逐步走向文明，用文明和美丽来掩盖那赤裸裸的贪欲。
“责任心”与“虚荣心”的异化（3）
市长的虚荣之泉，欲望之泉，人人都可以开掘。
当然，他的虚荣心与欲望决不值几块名表、几个金寿桃、几张名画，他的虚荣与欲望很大很大。他在与办案人员交谈的时候，也非常奇怪地说：“是呀！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都非常奇怪，现在我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
是呀！你也不缺钱花呀！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呀！各种待遇都有，你为什么还要收人家那么多钱呀！
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讲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那我也必须讲，因为我没有第二种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途径了。我当时收这些钱，事实上我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他们给我个万八千的要好。所以我非常看重情，而不是钱。在我这里没有说谁给的多谁就好了，表扬几句；谁送的少谁就不好了，批评几句；根本就没有，谁给我钱我都觉得是对我工作的认可，对我的一种支持和信任，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一点上，所以，给我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是老百姓无法理解的一种说法与错误，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与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不信你在我的位置上试试。
慕绥新的意思很明确，他是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尽管慕绥新是根正苗红的苦出身，但是环境可以改变人。环境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一切物体，如同浩瀚的罗泊湖，可以被风干变成沙漠；珍贵的青铜器，可以被锈掉变成灰尘。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也会被环境改变得面貌皆非。
对于慕绥新的变化，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版本。其一说法是从慕绥新骨子里虚荣心就极强，只是物极必反，当官后爆发了而已，这是典型的反动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的翻版；其二说法是慕绥新从升腾那天起，虚荣心伴随着升迁而发展膨胀的，这大概顺应了封建社会官场“官多大心就多大”的规律；其三说法是慕绥新到沈阳后，大权在握，变得无所顾忌而突变的。这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最时髦的现代说法“官多大，代价就有多大”。
这些说法都能贴靠上边，但是这些说法有一点是共性的，不能改变的，那就是慕绥新的变化，是从环境变化开始的。换句话说环境的变化“权力和权力创造的金钱”，使慕绥新的虚荣心无限膨胀，最后膨胀到极至他的灾难就降临了。
我认识一位处级老秀才，这位处级老秀才是武迪生当市长时慧眼识珠，调到市政策研究室的。他的工作就是给领导当参谋，写材料、出点子，与三任市长打过交道。慕绥新入主沈阳时，大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但有一点好处是旁观者清，他和我谈起慕绥新时充满了惋惜的感情。
他说，慕绥新到沈阳不久，虽然已经比较讲究派头，比较注意自己的权威，比较爱面子。但整体上给人们的印象还能接受，还没有超出党员干部能够理解的程度。他穿得挺洋气，待人也热情礼貌，办事比较讲效率，决不拖泥带水。每天进市政府大院都是笑眯眯的。尽管他非常忙，昼夜工作日理万机。你找他办事，能办，他都帮你办，不能办，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办。他没有提拔我当官，后来他曾告诉我，不是你水平不高。一来你是武市长的人，二是书生气太足，三你没有瞧起我。换句话说你没有给我送礼。他说得很干脆精练，没有半点虚假。
这位老处长还说，我这么说也许会引起非议。因为我们评价一个人时，已经形成了习惯的思维定式。那就是你今天被揭露出来，你根子上就是坏东西；你有表现好的时候，也是伪装的，是披着羊皮的狼。事实上，慕绥新当市长之初，是想干出成绩的，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如果我们官场的政治生态不变异，如果我们的党内监督非常有力度，他很有可能成为沈阳最有作为的一任市长。
“责任心”与“虚荣心”的异化（4）
他的描述与后来的慕绥新有天壤之别。他看到的是早期很短一段时间的慕市长，是多面人生中的另一面。接着这位老处长话锋一转，当时也有不少人担心他早晚要出事，因为伴随着他的事业成功，他的虚荣心太膨胀了，太张扬了，太无所顾忌了。
是的，慕绥新当时必须面对两个现实： 一方面，他每天都必须承受超出他身体与精力数十倍压力的工作，而他每月的工资、津贴、补助、奖金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两千多元。这些钱在沈阳，还不够大款们请他吃一顿饭，而且肯定是比较低级的标准。
另一方面，他要养活两个家，要满足三个女人的虚荣心。客观地讲，如果把慕绥新贪赃枉法的原因具体化，我看他是从满足三个女人虚荣心开始的，也是满足了三个女人的虚荣心之后落下帷幕的。而他虚荣心支撑的贪赃枉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非常贫寒，连请同学下馆子的钱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都羡慕都有欲望。而他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