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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萨达姆的一名保镖，急匆匆用车将我接到总统府，萨达姆正在神色不安地等着我，他说他的脚趾疼得厉害———其实我不用检查就知道原因了，他的鞋子太小了。”
萨达姆的虚荣心，与慕绥新的表现又是何等相似？
世有莫盛之福，也有莫痛之祸。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慕绥新在反思时说：“这是一笔债，简单地说对送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关系就要进一层，就要为人家办事。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使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和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可是，那外部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之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接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事后，慕绥新也曾对记者说：“我没有脸再见沈阳的父老乡亲，我不敢看那些曾经对我无比信任的目光，那目光就像一把锐利的剑刺痛了我的心，因为我曾经在他们面前发过誓，做一个好市长，为人民多办实事。当好人民的服务员，我没有做到，成了人民的大老板，成了腐败分子，变成了一个贪官。”
是呀！他在人生最后的岁月，终于醒悟了，他不是老大！也不是大老板，他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中，一个“高级打工仔”，他没有权力疯狂地贪欲，因为归根结底，人民才是老板。他不仅是欠下了人民一笔债，也欠下了我们伟大的国家一笔债，更欠下我们追求光明的一笔债。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1）
山雨欲来风满楼。揪出大贪官马向东，揪出了“政绩市长”慕绥新，相继牵出了沈阳许多高官，尤其是代表沈阳的权力机构“一府两院”的主要领导，几乎“全军覆灭”。一时间震惊中外，众说纷纭。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饱受苦难的沈阳老百姓，并没有出现那种人们想象中的吃惊、愤怒，或欢欣鼓舞，鞭炮齐鸣，而是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是麻木了？是理智了？还是无可奈何？
而象征着沈阳最高权力机关的那幢褐色大楼更是变得静悄悄的，昔日那些指点江山的官员们，一夜之间变得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但在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似乎都变得非常守纪律，三缄其口。
但沈阳各阶层的人物，都没有停止活动，只是不在公共场合“表演”了。于是，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这么三条： 其一，中纪委小题大做，把沈阳干部、大款都抓起来，影响了沈阳整体的形象？其二，中纪委工作组采取“高压政策”，把大款都吓跑了，跑出去100多有名有姓的大企业家，沈阳的经济将来怎么办？其三，中纪委把沈阳弄得“洪洞县里”没好人，谁还敢到沈阳做生意，最后谁来负这个责任？谁来收拾这个乱摊子？
这些说法来势凶猛，是伴随着“慕马大案”的深入、沈阳专案组把“慕马大案”的大本营最后确定在沈洲路武警总队招待所、真正对“慕马大案”展开总决战时开始的。
由于“慕马大案”中，“慕老大”和“马二爷”，在沈阳经营了多年，他们就像两只大蜘蛛，编织了纵横交错的两张大网。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共同利益；有各自成体系的现状，又相互交叉的关系。因此，专案组面对的是涉及面越来越广，战线越拉越长；牵扯的人越来越多的复杂局面。伴随着被“两规”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排除马向东干扰办案，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成立“11·15”专案组，把马向东交给了江苏省纪委。
而沈阳专门办理慕绥新大案的专案组，为了抵御各种说客、电话、各式登门拜访人员的干扰，不得不三迁“根据地”，最后把“大本营”拉到武警总队招待所。
那是相对独立的大楼，除了一楼是大厅外，从二楼到五楼有100多个房间，干脆不对外营业了，由专案组全部包下。尽管如此，房间还是显得紧张。而办案人员根据工作的需要，由当初的10多人，不得不从各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抽调精兵强将，总数高达1500人。正常情况下，这里的办案人员也有300人，分成12个专案组，针对不同的“两规”对象，同时发起了一场斗智斗勇、艰难困苦的攻坚战。因为专案组非常清楚，如果不拿下这些人，拿出确凿的证据，就无法给慕马大案准确定案，就无法使受冤枉的干部尽快解脱；如果不把跑出去的商业人士请回来，就会给沈阳经济造成损害，就无法平息各种谣言；如果不拿下慕绥新，就会贻害无穷，就无法给沈阳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于是，这里变成了人生的另一个大舞台、角斗场。在这个舞台上，人们看到了那些被“两规”的官员、大款们的另一副面孔，有的表现得十分镇静，有的表现得十分焦躁，但是大多数一到这里就蒙了，只要能保住自己，不管对谁都一阵乱咬。于是，这个受传讯、被“两规”的队伍，伴随着他们的互咬越来越大，最多时竟高达数百人……
面对情绪各异、千状百态、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人物，以及他们每天提出的那些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怎样才能在案情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怎样才能在困难阻力面前，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是积极主动地出击？怎样才能把马桶倒进臭水沟“同流合污”中，让那些表现较好的干部、大款们，尽快解脱出来？
韩勇和侯尚升知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公生明、偏生暗。这里没有什么诀窍可挖，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来自任何地方的压力干扰，老老实实地按照中纪委的总体部署，通过周密策划、精心组织、因人施策、集思广益、选准突破口，正确地运用办案策略与手段，用最有效的办法，最快的速度，最准确的证据，把他们的一个个问题都搞清楚，使慕马大案快速突破，变成一个铁案。这些都使专案组负责人不敢有一点疏忽，韩勇、侯尚升他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研究，每天都在不断地实践，每天也都在不断地总结。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韩勇就不用说了，他是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他一步步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小法官到地市级检察长、省检察院检察长，无疑是中纪委信任的专家型指挥员。韩勇虽然年富力强（才46岁），可是面对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他坚持党性原则、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以至日夜操劳，胆结石发炎了也不离开指挥岗位，最后疼得直打滚。被强制送到医院。他在医院里感觉稍稍缓解一下，就回到岗位上继续指挥。这样，他先后病倒两次，都是住几天院，就偷偷溜出来。甚至他母亲病重，做大手术，他都没有回去。因为他不敢有一点怠慢？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2）
而作为一线总指挥的“主要助手”沈阳办案组组长侯尚升比慕绥新小5岁，他1948年10月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偏僻贫苦的农村家庭，兄妹6人排行老四。由于生活在三面环山的大山沟里，几乎与世隔绝，祖辈世代没有文化。他告诉我，他一生有四次重大转折，他最看重的是第一次转折，提供这次转折的是他的父亲一个不可思议的农民，也许他是给富人赶大车的车老板，有机会走出山村，到过铁岭市、抚顺市，开阔了眼界；也许他天天听评书、二人转，见多识广，天南海北知道很多： 按现在的话说，他有“超前意识”，他觉得他的家不能窝在穷山沟里，便勇敢地砸锅卖铁，把家搬到了大甸子镇上。尽管那个小镇也是农村，但毕竟比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开阔得多，他们兄妹6人终于相继走出大山，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跨越。自打他们上学开始，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们兄弟一直享受政府助学金和免费照顾，所以侯尚升这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内心非常感激党和政府；1963年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64年成为全公社最年轻的团支部书记，1965年其所在团支部被评为省“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先进集体”，同年入党，并经过选举担任了大队会计。1966年又调到供销合作社当记账员，成为国家干部，后又任镇供销社革委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