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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大学里担任我在伦敦担任的职位，但我仍然决定留在英国。那时我没有——现在也不能——考虑同意在美国法庭工作，因为在那里要站得住脚，首先的一条全靠这个人的资格；第二条是这个人在这一特殊领域里的能力：这个人有没有20年时间处于上层地位，是否为律师们所熟悉；第三条，这个人有没有被“雇用”去作证；最后一条无礼的就是他已收取多少酬金，然后他才能根据事实和分析意见出庭作证。
1944年8月15日，在贝德福郡接近肯普斯顿铁路线边有一个道碴洞的小灌木丛中发现一具尸体，面部已被打得不成形，衣服破裂；尸体旁边还有拖拉的血迹，表明尸体是从灌木林后面拖来这儿藏匿的。这是个青年男人，爬满了蛆虫。根据腐败的状态，当地的条件，暴露的情况和最近的天气，我估计死亡发生在10至14天前。
他是谁呢？要不是凶手自己帮忙，这将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后来凶手告诉侦察总警长彼得·贝邦里奇，当受害者从上衣里掉落出来一张照片时，他“立即撕毁它，并把它丢回到鲍勃所躺的灌木林附近的草丛里。”事实上，这些照片的碎片离尸体只有20英尺远。
贝弗里奇，全凭他坚强的意志后来提升为伦敦警察厅战时“五巨头”之一。他是不会忽视这个天赐良机的。这是一个姑娘的照片。一位女警官说在当地舞厅里见过她。他们到那个舞厅去，找到她并给她看死者的衣服。“这些衣服是我表兄鲍勃·史密斯的。”她说他和她一家住在一起，但自从8月6日即上两个星期天以后，他就一直没有回过家。她以为他收割去了。警察后来知道他是一个逃兵。这个姑娘说鲍勃一直有当地一个名叫格里布尔的木柴商人那里工作。贝弗里奇到她家时，她父亲也证实了这点。
探长切里尔继续调查，从鲍勃的一些私人物品中提取了指纹。这些和从死者手指取得的指纹相符。
这姑娘说她的表兄与格里布尔的儿子肯尼思很要好，后者16岁。贝弗里奇和他谈了一次。这个青年说他最后看见鲍勃·史密斯的时间是在8月6日，星期天，大概在中午时分。他回答问题时说他从未和鲍勃一起去过肯普斯顿道碴洞。但是当地另一个小伙子告诉警察说，他听见鲍勃和肯尼思约定那个星期天下午3点钟在道碴洞相会。这个小伙子还说在鲍勃的工钱问题上这两个人之间有些矛盾。再一次访问时，肯尼思承认曾有过这样的约定，但又说他在道碴洞顶上等到2点45分时没有见到鲍勃，就离开了。后来警察发现有人在下午3点30分看见鲍勃的自行车停放在道碴洞口对面，以后再没骑走。给肯尼思看时，他说他不知道这是鲍勃的。
得到验尸官的同意后，我将尸体搬回益氏医院，给学生示教。还告诉贝弗里奇关于凶器推断的一些资料，当时凶器还没有找到。我认为这是我们熟知的一件很重的钝器。由于没有在同一个地方重复两次打击，因此它不一定染有很多血迹，但很可能上面会附有鲍勃的一些眉毛之类的毛发。贝弗里奇随即命令重新在道碴洞搜查。几天以后他给我带来一根很重的锯下的树干。当我用放大镜检查时就发现一根7英寸长的头发被血液粘在上面，嵌进木头里，还有六根眉毛证实与鲍勃的完全一致。
是凶杀还是误杀？我告诉警察，死者至少被打了四次，而第三次是致命的一击。第四次是在鲍勃已经躺在地上失去抵抗能力时打的。
前三次是从前面打来：一次打在左眼部，撞裂了眼眉，使眼眶塌陷；第二次更重一些，打在嘴巴上，两片嘴唇被撕裂，敲掉了前面的八个上牙；第三次是致命的一击，打在颌部，使颌骨粉碎；第四次非常猛烈，撞裂了右眼眉，撞碎了眼眶和颧骨；打击点对侧的头部有一处对冲性压迫骨折，可能是由于后头部压在地上造成的。我无法判断脑的损伤程度，因为蛆虫把脑髓吃干净了。我认为第四次打击不能不负谋杀罪，因为那时受害者已是无能为力地躺在地上了。
第三次访问时，肯尼思说他不在犯罪现场，而是去见一个姑娘。但警察去询问那个姑娘时，她说那个时候她没有和他在一起。然而警察还没有找到肯尼思直接与犯罪有关的证据。对他的衣服作过彻底的检查，一滴血迹也没有找到。贝弗里命令暗中监视他。很快就听见他在随便谈论凶杀案，却没有提到他自己。贝弗里奇等了一个多月，在9月20日再次访问肯尼思，这一次肯尼思的父亲在场。肯尼思垮下来了，“8月的那个星期天下午3点钟，我的确会见了鲍勃·史密斯，我们在道碴洞里打过架，他拿一根树干过来打我，我就夺过来打他。”
当贝弗里奇的警官把这些记录下来时，他正式警告这个青年，不要信口开河。
“我们吵起架来……鲍勃脱下他的上衣，向我走来。我们打了起来，鲍勃倒在一根树干下，后来他拣起这很树干，向我掷来。我躲开它，然后把它拣起来，等鲍勃向我走过来时就用它打他，首先打在他脸的侧面（这可能就是打在左眼的那一下）。”“他打我的肚子，我就再用树干打他的头。”（可能是我讲的第二次打击，横打在嘴巴上，但更可能与第一次分不开来）“他在流血，但却继续和我对打，因此我就用这根树干再打他的头两次。”（很可能是打在嘴上和打在颌骨的两次）。“然后他倒了下来”（由于打在颌骨上这一次打昏了）。“他躺在地上时，我又用那根树干打他的头两次”（几乎可以肯定这两次打在同一处）。“我知道将他打得不省人事了。然后我就将这根树干丢在远远的灌木丛中，因为树干上粘着血。然后我抓着鲍勃的双脚，将他拖入丛林中。”肯尼思说他曾“设法使他恢复知觉”，但是没有成功。肯尼思与他一起逗留了“大约10分钟”之后就用一些草和树枝将那个洞盖住。
尽管肯尼思用杀人凶器打击赤手空拳的对手而且用了远远超过自卫所需的力气，这种案件常会被当作格斗处理——没有充足的证据指控谋杀，——但有两点值得提出。首先，肯尼思在鲍勃已被打昏的时候，还打了两次，这一点常被陪审团看成是有蓄意谋杀的企图。其次，他把受了重伤、头部伤口流血不止、不省人事的鲍勃丢下不管，自己回家去了。虽然由于脑子已经腐败，我不能说鲍勃隔了多久才死，但可能还能存活几个小时。肯尼思并没有请别人帮助或作出任何努力来让鲍勃得到救活的机会。肯尼思没有声张。
这个证据对于“仅仅是格斗”或者“我不知道他被打得这么重”的辩护是不利的。他遭受这么严重的损伤，就是普通人都会考虑：“哎唷！天啊！我是怎么搞的？他现在不省人事，我必须救他。”而这个人却无动于衷，分明是要让受害者死去。毫无疑问，如果你发现自己抓着一个酒瓶站在你的岳母身旁，她躺在你脚边流血，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至少你必须去请人帮助。不论你是否记起要讲真话，或想隐瞒打她的事实，或者咬定她是从楼上掉下来，这些东西都远没有比立即去请人帮助那样重要。否则你肯定会有一些与此有关的难以对付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对任何人都很清楚，她受到这样严重的损伤，不进行急救是一定会死的；你是走开让她死去，是吗？至少求救会将罪行减轻为误杀，虽然一开头的指控往往是谋杀。
正象突然狂怒下殴打的结果一样，他干的后果事先做梦也想不到。他被指控犯谋杀罪而站在被告席上。审判官罗蒂斯里先生解释蓄意谋杀与减为误杀罪之间的差别。陪审团判决肯尼思误杀罪。由于他还年青，他被从轻判处监禁二年。
在这一案件中，由于处理毛发时某些粗心大意，差一点破坏了我的科学证据。这些毛发很松散的附着在我们在法庭里出示的那根树干上。那时是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的助理长官，诺尔曼·肯迪尔伯爵一天早晨派人去叫我，说关于这一点他想要有书面形式的“严肃的批评”。这是在“新伦敦警察厅实验室”的早期，他感到对他的官员们在这类案件中所做的艰巨工作应给予更加积极支持。它真的起作用了。以后在我检查过的需要警察实验室帮助解决的成千上万的犯罪案件中再也不用我批评了。现在首都和地方内政部科学实验室在技术和可靠性方面在全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声望。
1944年11月9日萨福尔克警察局打了一个紧急电话到伦敦警察厅求援。当天早晨一个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