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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伤害是谁干的呢？我检查了那两个衣袋里装着她家珠宝的醉汉，很可能他们都参与了谋杀。年青的海员名叫卡萨克、身材瘦小。我认为他不具备这种野兽般的力量打击她的面部，或扼她的脖子造成那样严重的挫伤。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凶暴的扼伤。然而卡萨克的手背有新鲜损伤，而这正好可能是用拳背打在莎孟小姐嘴巴那第一拳。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一拳就把她打倒在地上，并使她的头撞到地板上。任何人这样做都要被指控犯杀人罪。
加拿大士兵彼得·麦克唐纳仅是在右手有很轻微的新鲜擦伤，没有挫伤。但是他的体格魁梧有力，并且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象他那样的人，是不容易发生挫伤的。
卡萨克承认是他先打的，他供称：“我用手推她并打她的面部，她就倒在地板上起不来了。”麦克唐纳却什么也不说。后来卡萨克作了第二次供述，并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加拿大士兵身上。他供称；“她打开门，麦克唐纳抓住她，我想是扼着她的脖子。她来不及说一句话，但和他搏斗并试图叫喊；可是他死死地扼住，她一点声音也出不了。然后他就把她放在地板上……，又从床上拖下鸭绒被子盖住她。但她仍在挣扎，并用脚跟猛击地板。他说‘把她盖好’。我就把她盖好，后来这个老妇人从被子底下伸出头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那一个犯罪小说家会设计出这样标准的会话来）”。“于是我又把她紧紧地压住，再把被子盖住她的头。以后我就走去梳妆台抽屉里拿了一些珠宝，这个老妇人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挣扎，麦克唐纳说：‘我会看住她。我看要敲敲她才行’。我说：‘如果你打算这样做，注意不要打得太厉害，她年纪大了’。”卡萨克说麦克唐纳使劲打她，她呻吟了一阵之后安静下来了。“然后他放开她，我们两个走去衣柜取出一些珠宝。他对我说：‘我想她已昏过去或死了’。”两个人都被控谋杀罪，但处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几个月后，在提审麦克唐纳的前几天，虚弱的卡萨克死了。但不是死于绞刑，犯罪时他就得了晚期肺结核。那个加拿大士兵立即变得能说会道了。他把全部罪责都推在卡萨克身上。
当我在审判麦克唐纳作证时，我重复了我的观点：死亡发生在凌晨1～2点钟。我没有理由期望被告反驳这一推算，但法医鉴定人的鉴定书的任何部分，都要经得住非难。
在进去盘诘时问我：“这样的一个结论，必定带有很大的猜测性，你同意吗？”
“不！”我回答说：“我承认这是一个接近的时间，但决不是带很大的猜测性的。从早先的体温测量可以得到很准确的依据。我认为可以有半小时或三刻钟上下的变动幅度。”
“那么，按理她的死亡可以发生在2点15分？”辩护律师问道。
“这是可能的。”
“也许2点30分吧？”听来他好象希望成立一个罪犯不在场的论据。
“我认为那是最晚了。”
然后辩护律师提出莎孟小姐年纪大了，体温会低于正常。“你把这一点算进去没有”？、
事实上，我已经考虑到这个因素。“这仅会产生极微小的差异”。我说。辩护律师问：“尸体冷却的速度在头三小时是不是华氏3。5度？”
这很容易回答：“不，很多因素都会改变冷却速度，而且变异可以相当大。”
辩护律师继续从相当过时的韦伯斯特《法医学》中引证一段话。对此我说我很不同意。盘诘就到此为止。我们期待着被告以后会提出他当时不在场的证明——也许会有一个军队的伙伴会说，他一早就和麦克唐纳一起回营房了。可能我的回答事先破坏了被告不在场的说法。因为没有提出这种证据。然而象对战时的许多士兵一样，对麦克唐纳的一切嫌疑作了善意的解释，而宣告他无罪。他被送回加拿大，不久之后，在一次车祸中死去。
有一段时间，我对测量尸温下降以估计死后经过时间发生兴趣。几个月后，他们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案例送到我的住处，或者至少是送到了南瓦克停尸室来。当时我正准备作另外两例尸体解剖。这一新的尸体是一个妇女，是在滑铁卢桥旁泥泞的泰晤士河河滩拖出来的。一位当地警医在上午9点30分已检查过尸体——他只不过是看一看而已，发现一条腿断了。就推断说她是从桥上跳下去的。他告诉警察：“我认为这是一个自杀案”。并且说她已经死了四到七天。
当我在下午2点30分看见这具尸体时，显而易见，这个女子是刚死不久，其内脏仍然温暖，测量体温为华氏41度，停尸室的温度为38度，河水的温度为31度。根据这点及尸僵的状态，我估计她死了刚14个小时，前后差半小时，推算其死亡时间大概是半夜12点30分。
没有溺死征象。从损伤情况看，显然她不是掉到水里，而是摔在硬物体如桥墩或象河床那样坚硬的表面上她的两侧膝盖有很重的撞击伤，两条腿都发生骨折，胸廓受到挤压，内脏损伤广泛而且严重。但出血却很有限，由此证明她掉下去后不超过几分钟就死了。
是自杀还是意外事故？两者都不是。因为当我把泥巴擦干净时，就发现她的脖子上有扼颈时特征性的“指尖”挫伤——“掐痕”，其下喉头的舌骨骨折，伴有软组织挫伤。背部还有按压所致的对冲性挫伤。这表明在被扼颈时，她的背是抵在象墙头或栏杆之类的硬物上。没有窒息征象，说明扼杀未成。其颈部和背部的皮下出血范围超过其他损伤，似乎说明在企图扼杀她几分钟后，她掉了下去或被推下去致死。
我给验尸官办公室人员写了一封信，要求他通知刑事警察局。然后我和探长里斯一起到滑铁卢桥。他指给我看发现尸体的现场是在下面50英尺远的河滩碎石和泥巴中。很明显，浅滩的潮水涨落没有冲坏尸体。当时新桥还在建造中；还没有通车，但要在桥上步行还是很容易的，有一部份栏杆已经建成。我认为如果有人按住她的脸往栏杆上压便正好解释她背部的损伤，这可能是为了强奸。
里斯还要了解这个死者是谁？我只能告诉他，她大约35至40岁，有过长期的性生活，并且有花柳病。但不能证明最近有无性交。在尸体上或其附近没有发现拎包。然而一位看守报告：大约半夜里，他听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桥上吵架，当他出来探望时，却只见一个男人，是加拿大士兵，站在栏杆旁，附近有一条女用披肩。这样，我所估计的时间似乎是正确的。
很快，警察就查明了她的身分。她是个妓女，名叫佩吉·理查兹。一个很难记的名字。但有一位细心的警察在凶杀案发生的那个晚上检查过一张身份证，把它记住了。当晚他在滑铁卢车站值班，大约在半夜12点30分至凌晨1点钟之间，看见一个加拿大士兵，提着一个女用拎包。他拦住这个士兵，检查拎包，看见里面的身份证。他要那个士兵作出解释。那个士兵说：“我和一个女子去喝酒，当我们从酒馆出来时，她用拎包打我，我就抓住它，可是她跑啦！这样我就留下它了”。他说他正在度假，准备去基督教青年会过夜。
事实上，那个黄昏佩吉是在附近的“威灵顿”酒馆喝酒度过的。那个地方象往常一样挤满了加拿大士兵，在搭车回萨里郡他们的营房之前，正在喝那天最后一次酒。当酒馆关门时，有人看见佩吉和一个加拿大士兵一起离开，向滑铁卢桥走去。警察调查了许多加拿大士兵，问那天晚上谁没回营房，他们就说是个有学者派头的麦金斯特，他戴眼镜，秃头。
找到麦金斯特，他承认和佩吉一起去喝过酒，并且在关门时和她一起离开“威灵顿”。他为她的侍候付了一张五英镑钞票，并且从滑铁卢车站的一个男人那里买了一些阴茎套，在黑暗的门口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他们吵了一阵，然后就一起走到无人的桥上去。在那里，他们再一次发生了性关系。他说再来一次，可是她不愿意，并提高了嗓门。他就骂道：“住口！你这该死的婊子！”她用拎包打了他，“然后就逃走了”。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他还是那样讲。我则受到严峻的盘诘。这在我是意料之中，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凶杀案，而不是自杀或意外事故，我的证据是唯一正确的证据。
“你不是告诉过陪审团关于扼颈与挤压伤之间的时间经过仅是你的猜测吗？”辩护律师多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