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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但是我想再强调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人的生命权高于一切，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铭记于心的。
同 学：李教授您好，我想问的就是说，到底我们国家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些娼妓和吸毒者呢？您说如果强制，侵犯他们人权了，可是我们到底怎么帮助他呢？至少就我想象力来说，我觉得他们离我太遥远了，而且我觉得他们接触的也都是最底层的人，我们今天这个讲座，他们里面可能有千分之一的人才能看到，我们怎么被感化被帮助呢？谢谢您？
李 楯：你说得非常对，他们离我们非常遥远，我在清华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一些学生，那真是多年苦读，从非常贫苦的地方考入清华，但是进清华没有多久，他们满脑子就是纽约曼哈顿，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距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比如只有几百里的地方，像河北省那些农村，就有农民工，就有那些打工妹，苯中毒死去。那么我们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这样一些处境比较难的人，有没有一种同情之心？我们不是从上往下俯视他们，去居高临下好像做什么善事。我们能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比他们是更幸运的人，比如像你说那些个从事性工作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传媒炒作，包括很多人认为这些人收入多高，固然有收入比较高的从事性工作的人，但我觉得那是很少数，而我们在工作中更多的关怀的是处于社会底层那样一些人。那么你说让她去做什么，有人说她应该老老实实干点活，靠自己劳动来取得什么，来取得收入。我们不要忘了，由于我们走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我们压住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现在工业化完成，高科技取得，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排名在先，但是我们有九亿农村人，五亿劳动力，三亿多余劳动力，我们面临着世界各国都没有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的难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说应该支持他们，或者觉得他们做这些事有道理，但最起码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从另一方面说呢，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真正禁绝娼妓，在苏俄的时候，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表面上禁绝了，等列宁搞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又出现了。那么中国也是如此，这个责任绝不是说我们的警察打击不够，力度不够的问题，是你要什么，不可能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你既要一个开放的社会，既要给每个人创造，让出他的自由空间，人有了自由，会干好事，也会干你认为的坏事。那你都管住了，坏事不干了，好事也不干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有很多比如像毒品的问题，像多性伴的问题，像商业性交易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现有的办法，能够彻底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有一个过程的，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看重我和什么人有这种关系的时候，我可能看重感情，看得更高一些，也可能虽然不是感情，但我们两个人都同意，我认为这样才是好的，那么我认为这样会比我用钱买会更好一些的时候，这个社会在这方面就会往前走一些。那么我们看今天，有些国家在这方面的状况是比历史上好得多了。
主持人：李教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直有一个老规矩，就是用一句话请您对您的演讲做一个总结，您想对所有的艾滋病患者说些什么，您又想对所有的关注艾滋病这个问题的普通民众说一些什么。
李 楯：如果对艾滋病患者来说，我觉得人生有欢乐就有痛苦，那么不止是艾滋病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病，我们还会有很多病都无法治愈，所以得了艾滋病，并不需要特别地悲观，应该在能够活的时候，活得更充实一些，更好一些。对于大家，我说我们不止是对艾滋病感染者，对艾滋病人，我们对一切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都应该尽到我们一份微薄的力量。
主持人：好，谢谢，我们感谢李教授，也感谢所有在场的理工大学的师生，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红鹰·世纪大讲堂。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