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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
“凶杀案发生后的几年。”
“在拉斯维加斯？”我心头一震——道格·森尼克那天早晨提到过拉斯维加斯，“那枪是怎么跑到旧货商店里去的呢？”
“那枪的主人死了，所以它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凯伦伯格递给我一张报告的复印件，说，“他们仍在附近活动。”
“谁？”
“除了那次来洛杉矶的几个人之外，共和军里还有许多狂热分子。在那场大火中，他们并没有全部烧死。”他站了起来，伸出手说，“如果发现什么新情况，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说，“希望您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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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有一个大学时的好朋友，名叫道尔·伊赛尔顿，她在寻找失物方面很拿手——过去几年里，她在一个大建筑公司工作，负责寻找从建筑工地被偷走的装备。为了寻找那些被偷走的压路机和装货机，她几乎走遍了全国。只要一发现别的工地有自己要找的东西，这个混血女人会立刻爬上驾驶室，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开走它，没有人敢阻止她。
我到达制片厂后，给道尔打了个电话。
“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一把手枪——是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韦森牌的，枪管长两英寸，内装5发子弹的左轮手枪，枪号是328314。”
“你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那枪现在在拉斯维加斯。1974年5月，或者在那之后不久，它在那儿的一个旧货商店里出现过。”
“二十多年以前的事？”道尔笑道，“不会吧，亲爱的，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你真希望把它搞到手吗？”
“是的，而且如果你能帮我查到是谁、在什么时候、在哪儿找到那把枪的话，我当然更高兴。”
“我会打电话查的。”
“我想知道那枪是怎么从洛杉矶跑到拉斯维加斯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的人名。”我把弗兰迪的事告诉了她。道尔对追寻枪的事很感兴趣，她很希望能尽快查清此事。
“如果我查清此事，”她说，“你得请我吃饭。”
“即使你没查到，我也请你吃饭。”
为了躲避塞尔·丹罗格，我跑到剪辑室里帮编辑剪接片子。这时，麦克从帕克购物中心打来了电话。
“快跟我说会儿话吧！”他说，“我快忙死了，我调查的那个杀人犯还等着跟我通话呢，哎，管他呢，先让他等会儿吧！怎么样，你那儿有什么新消息吗？”
“那个杀手给你打电话了吗？”我反问他。
“没有，是我给他打的，上次他告诉过我他的电话号码，我们这一周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告诉他让他马上到警察局自首，要不然的话你就要采取措施。”
“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跟他说吧！”麦克开玩笑地说。
“好吧！”我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觉得屁股痒得很厉害。”
“回家后，我在你的屁股上压些东西，你就会好的。”
“什么？”
“我——”
他笑了起来。
我问：“你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安排吗？”
“看情况吧，今晚我得参加一个关于银行抢劫案的会。那群家伙在五个城市里都抢劫过银行，那五个地方的警察都来了。我们希望能把各个细节都连贯起来调查。”
“我猜你不单纯是为了破那个抢劫案吧？”
“对！我告诉你吧，那些杀手现在对我很感兴趣——有一个男的不断给我打恐吓电话，还有个女的总给我送小纸条。他们想让我调查这案子，现在我已经开始调查了。我有种感觉，那个男的一定是我从前抓过或指证过的人，他们对我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感。无论怎样，他们说一定不会让我好过。”
“真讨厌！”我说，“那纸条上写了些什么？”
“怎么，你嫉妒了？”他轻笑着问。
“一点也不，像你这么丑的人，才不会有女人跟你呢！除非你有什么可让那个女人利用的。但我并不是很了解你，麦克。”
我听到电话里有打开纸的声音，他说：“那纸条上说他们并不是抢劫银行，而是重新瓜分财富，当时他们告诉过人们趴在地上别动，所以那两个不老实的人被打死是活该，这不关他们的事。”
“你现在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吗？”
他哼了一声说：“我可不想让那些文绉绉的人告诉我什么所谓的大道理，比如说那群抢劫犯是因为家庭问题才犯罪，或者他们只是为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才去抢银行等等的托辞，我只知道，不管怎样他们一定会被我抓起来。”
“你真自信。”我说。
“是的。”他在电话那边喘着粗气说，“而且我的态度一直很坚定。”
“没有你办不到的事，今晚回来吃饭吗？”
“我当然要回去了，我还得让你帮我治屁股痒痒的病呢，你忘了吗？”
“我会满足你的要求的。”说这话时我觉得自己的脸好像忽然变红了，于是我赶紧调转话题问，“哦，对了，你找到风笛手了吗？”
“找到了。”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发现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在桑塔莫尼卡警局竟发现了有关海克特的报告，我还碰到了那个杀死他的家伙。他母亲说他并没有什么武器，因为她儿子得过精神病，所以她从来不允许家里有任何武器，她还说根本不知道那枪是从哪儿来的。”
“那么那支枪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据说那支枪是在十五年前的一起本地抢劫案中被偷走的。我觉得那可能是一把可扔掉的枪。”
“什么是‘可扔掉’的枪？”
“有时候我们出去执行任务抓住某个人后，如果他有枪，我们必须把他的枪给缴了，即使不逮捕这个人，也要办一些麻烦的手续给枪注册。有些家伙带着枪只是为了防身，当那家伙的手向裤带边儿摸时，你就会开枪打倒他，但当你上前把他翻过来时，你却发现他身上并没有枪。这样一来你就没法说是为了自卫而击中对方，所以，你就得为自己掩饰罪行——把一把枪放到那人身上，你明白吗？”
我听后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尽量不让电话那边的麦克听出来。我从没有当过警察，我无法想象警察这种掩饰自己过失的手段，我也没法做出什么判断性的评论，我问他：“麦克，你有没有这么干过？”
“倒是没用枪干过，但有一两次我用刀那么做过。当我缴获枪后，我总要想些办法把枪处理掉，那样可以免去不少麻烦。”
“或许海克特自己带了枪，可能这也算是一种‘可扔掉’的枪吧？”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别人。当时，附近的一个女人看到他和几个朋友从海滩边回来，他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背心，根本没地方藏枪，而且就算他拿了枪，他也不会蠢得让人从他手里抢走。”
“对罗伊·弗兰迪的案子你也应该了解这么多。”我说。
“或许吧！”
“麦克，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弗兰迪的枪曾经被发现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问：“谁告诉你的？”
“联邦调查局的人。”
“在警方的文件里并没有那枪被找到的记录呀！”他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说的不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那枪出现在拉斯维加斯。”
“哦，天那！千万别去那儿找枪，那里很危险！”
“我根本就没想去。”我说，“拉斯维加斯的人太杂。”
“为什么提起它？”
“我想起今天早晨森尼克曾经说过，洛治威跟拉斯维加斯有些关系。”
“你是说赌场？”
“你别总以警察的口气问我，先听我跟你说。”我说，“在洛杉矶那次袭击之后，那三个共和军的幸存者——比尔、艾米莉·海瑞斯和芭蒂·海斯特被一个激进的体育记者带到了东部。”
“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和那个长头发的篮球运动员经常联系，”麦克想了一下，“叫比尔·沃尔顿。”
“先别管那个篮球运动员，这个体育记者的父母住在拉斯维加斯，退休后开了一家汽车旅馆。”
“啊哈——”他打了个哈欠，好像是嫌我讲得太慢似的。
“芭蒂·海斯特、比尔以及艾米莉·海瑞斯在1974年6月到东部躲过一阵子，在途中，他们曾经去过了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汽车旅馆，之后跋涉去了伯克利。后来他们又第二次经过那家旅馆，那个体育记者的父母一直把芭蒂他们送到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