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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大学秋季学期刚开学几周。我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中，听着这熟悉的、我深爱的街头声音，就像听着我爸爸的摇篮曲一样，陶醉在其中。
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最爱看的集体莫过于大一新生了。他们在开课前的一星期到来，大部分都是他们原来所在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被家里送入这个大家庭，内衣内裤里还绣着自己的名字。在他们回家过感恩节之前，他们的新衣服都变成了一样的红灰色，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去洗衣服。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理、脑袋里装满了刚学完一半的课程，这足以让他们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观点。他们昂起头，准备向他们的父辈坚守的东西发起进攻。在5月末他们的第三个学期结束后，他们有所分化，或变成在学习上失败的人，或成为新生中的优秀人物。
天气炎热，但比起我刚离开的沙漠，它又太温和了。我在冷饮店停了下来，买了一杯新鲜的水果雪泥，这也让我找到了一个逗留的理由，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脱下我的亚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举在前边，以防它滴在我的衬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医院在校园的西北部，离我家不到半里远。我走上夏塔克大街，准备抄最近的路穿过校园。也许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几个老朋友问声好呢。但我还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绕道而行，踏上了校园南边的宾尼大街。我在2603号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经住过的屋子年代久远了，但它的状况仍然很好。对于大部分学生，乃至年轻的老师们来说，这样的房子都不是他们住得起的。
我现在可以理解，芭蒂这种舒适的生活何以会激起那群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人的愤怒。绑架芭蒂的人既不贫穷，也不疯狂。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那种中上层阶级家庭娇生惯养的孩子。
四周特别安静。据说1974年芭蒂，海斯特与绑架者在晚上搏斗并大喊大叫的时候，四周的邻居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就像罗伊·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号的邻居们没有一个出来帮忙一样。这两个案子都用了同样的方法，有着同样令人愤慨的大胆：尽管反抗吧，大叫吧，因为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想象着芭蒂的恐慌，我浑身也起满了鸡皮疙瘩。走进校园的时候，我总是和人群在一块儿，并不断地看着我的前后左右。
校园要比街道上凉快。那些荫蔽着地面的古老的树木就像罩在头上的一个深绿色的天幕。树林中，橡树和枫树的叶子开始由绿色慢慢地变成黄白色、浅橙色。地上洒满了闪亮的树叶。即使在这个非常安静、平和的地方，我仍然有种幽灵附身的感觉。
我沿着草莓河向上走——它把偌大的学校的中心区域等分成两部分，呼吸着森林里飘出来的带着绿色香味的空气，我终于到了我父母住的山顶。医院就在山的下面。
妈妈已经告诉过我游行的事了。我希望看见一些标志，哪怕是一辆新闻采访车。我看到一群人在医院那儿时，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然直接朝着争吵的人群走过去。
任何标语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大众媒介的注意。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对新闻界有着熟练的控制。
我拐过街角的时候，那儿已有了两部新闻采访车；就在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第三辆车也来了。
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在我面前挥舞着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帜。如果不是一架摄像机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许我已经挥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医院前门的时候，我拒绝看那些不断地朝我喊叫的挥舞着小旗帜的人们。但突然，一个人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好，亲爱的。”他的语气中充满鼓励之情。我被弄了个措手不及，用了几秒钟才认出这个煽动民众的人是奥古斯特·珀尔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我父亲长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边的、穿着一件柔软的粉红色套装毛衣的是珀尔米特夫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她的标语上写着：“侨民也是美国人。该是解释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珀尔米特夫人的网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挥舞着她的标语。当一架摄像机转向她的时候，那个“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就被挡往了。
我走了几步，到了她的身后，用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向他们问好。这种问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妈妈的三重奏鸣曲小组、他们的桥牌伙伴、他们的同事、以前的学生和邻居中间使用。
“独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这张标语被弗雷沃·沃尔什举在头顶，她今年82岁了。我走过她的时候，她左右摇摆着标语，轻声说：“亲爱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计了一番，在所有的标语中，“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占了四分之一多，并且在每个拐角处不停地移动。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团体认真地对待这群明显是小打小闹的人。那些反对、阻止游行的人也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友好和温柔”。
我一路上笑着上了楼梯，来到了光秃秃的医院的走廊。走进艾米莉的房间，看见我的父母时，我的情绪又变了。他们两个都累得灰头灰脑的。
“谁组织这次游行的？”我问道，依次吻着他们俩。
“你的妈妈。”爸爸说。
“我想在记者们走后，得招待他们吃一顿便饭。”我说。
“在珀尔米特家。”妈妈笑了，“我们也邀请了记者来。只是一顿便饭。”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进来，打断了爸爸的踱步。在我坐在艾米莉的床头，没有挡住他的路后，他又开始踱起来。
爸爸有6英尺5英寸高，长手长脚的。他从房子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时，腿的胫部和手的肘部总是发出声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艾米莉陷入危机的话，我们该告诉医院怎么做？”爸爸说。
“你们两个到底讨论些什么？”我问。
“就这个。”爸爸说，“最后的决定要由你来做，玛吉。因为最终，一切的后果都会留给你来承担。你妈妈和我都已经活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时间——70岁。如果我们授权医院救艾米莉脱离危险期，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让艾米莉活下来，再负担30到40年——考虑到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有可能的。她可以轻松地比你妈妈和我活得更长，亲爱的玛戈，那么你就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负担艾米莉的生活。”
“妈妈？”我向妈妈求助。她正在给我的姐姐艾米莉做一周一次的修指甲，很少抬头看我。
“我知道了。”我说，“你们两个正为这个争论，你们想我投最后的一票。”
“我们没有争论。”妈妈把艾米莉的长长的指头弯起来，用药液轻轻地按摩着。“我们连话都没有说，怎么能够争吵呢？”
我看了看爸爸，他线条分明的脸上眉头紧锁；又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一副傲慢而冷漠的样子。
宽容——他们50年婚姻的巨大的力量——让他们在我的姐姐艾米莉的生存问题上，又一次走向和解。爸爸和妈妈把这个连所罗门也值得思考的问题留给了我，让我进退维谷。
从我的其他家庭成员那儿，我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在过了一个失败的看望艾米莉的两天假后，叔叔麦克斯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我的侄子马克正在进行他环绕地球的研究生步行之旅。两周之内，他不会到达他的下一个联系地点。当然我还有女儿和麦克的建议，还有艾米莉以她的方式告诉我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和我的姐姐在水泥管里爬来爬去。和她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些事情。此刻，坐在硬梆梆的医院的床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些童年时的情景。
“艾米莉，”我怀念着她的聪慧，“你是家里的医生。我们正在决定你的生命，请给我一些力量吧！”
艾米莉一言未发，她两年以来一直没说过一句话。
我按照医师教我们的方法，抓住了她的小腿，把它们拉直了一些，然后给她按摩着腿肚子。她的小腿就像一块牛排那样坚硬而多筋。我又做了几次。看起来，我每做一次，她的腿就少了些肌肉，多了一份抵制，从来没有什么反应。
艾米莉的进食、排泄都由导管来完成，用人工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平衡。两年以来，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那些决定性的环节：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