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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我看见你所有的形象都是你在摄像机后面工作着。”
我笑了：“扛一台摄像机是我惟一的露面方法，现在仍然是。”
她微笑着抬头看我的脸：“亲爱的玛吉，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总是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吗？”我把一茶匙骨粉倒入她刚在有护根的泥地上挖的3英寸深的洞里。“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生命是一幅巨大的、没有成形的图画。没有人给我指路，我就在里面徘徊，永远在迷茫中前行。”
“那些年，我觉得你是少数几个精于计算的人。”她温柔地笑着，递给我一根郁金香茎，“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宝贝？”
“共和军。”
“太可怕了。”她装作惊慌失措地举起了双手，“有很多年没有想起过那群暴徒了。他们是你的新项目吗？”
“算其中的一部分吧。”
“为了讨好你，我想我得帮你点忙。但是怎么帮呢？”
“你知道一些事情。”我又栽好一棵郁金香，“在洛杉矶枪战之后，共和军在伯克利又有过短暂的复兴。”
“短暂而且激烈。”她肯定地说，“他们在整个城市画画、写字，‘那些剥夺人民生命的法西斯分子去死吧！’不是原汁原味的，是吗？”
“你知道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住在哪儿吗？能找个人和我谈谈吗？”
“我想那些还在监狱里待着的人是很容易找到的。至于他们想不想与你谈话，则另当别论。贾奇·盖茨也许能帮你。”她正了正帽子，“你还记得那个盖茨吗？在中风前，他是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
“贾奇·盖茨怎么样了？”我问道。
她苦思冥想着，思维都早已越过了贾奇·盖茨，然后说：“还有萨拉·简。”
“萨拉·简·穆尔？”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个名字，“她向福特总统开枪了？”
“你有一个好的记性，就像你的妈妈一样。”她说，“你应该和萨拉·简谈谈。我相信她仍然在狱中的某个地方。在赎身谈判中，她是海斯特家族和共和军的联络人。我想她是一个簿记员，曾经留在海斯特身边做过一段时间文书工作。她不仅是留在伯克利的共和军的密友，还是联邦调查局的成员和给警察局提供情报的人。”
“我曾听你说起过阿普里尔·富尔吗？”
“没有。真的。和萨拉·简谈谈吧。”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
“这里的人都知道她。她会和我们一起参加‘又一个争取和平的母亲’的游行示威活动的。”她说，“她有一大笔继承得来的钱。我想这就是共和军为什么想和她交往的惟一原因。这个女人为芭蒂·海斯特牵肠挂肚，总是打电话到她家里，企图通过谈判释放她。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说。也许她有一种英雄情结，我不知道。她是那么想救出芭蒂，就在联邦调查局逮捕芭蒂几天后，她就疯了，她企图枪杀福特总统。”
“我还能相信她可能告诉我的东西吗？”
“啊，说得对。”她的目光逐渐黯淡下去，在沉思的时候又栽好了一棵郁金香。然后，她抬起头用她那清澈的蓝眼睛看着我，“我们进屋去，跟享利打个电话。”
珀尔米特夫人撑着我的肩膀站起来，膝盖站直时她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谈起共和军，贾奇·盖茨在电话里的第一句话便是：“他们杀了人便逃走了。”在他数着受害者的姓名时，我的身上就有一股寒气透过。“默纳·奥普萨尔夫人，一个好女人，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在萨克拉门托地区的一次银行抢劫中，奥普萨尔夫人就在射程之内。银行里的目击者说艾米莉·海瑞斯扣动了扳机。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从洛杉矶那儿幸存的三个人是海斯特和另外两个叫海瑞斯的人。一些新兵就躲藏在那儿。他们靠油漆房屋和抢劫银行来维持生计。我相信他们正在募集资金，想把那个杀人嫌疑犯马库斯·福斯特救出监狱。那次银行抢劫计划得很好——一些东西如汽车提前就偷到手了，伪装也早就买好了。他们带着大约两万美金逃走了。”
“还杀了一个妇女。”我说，“你刚才告诉我的听起来和共和军其他的不法行为完全一致。但这不是我所感兴趣的那件案子。奥普萨尔夫人也许不是共和军杀的惟一一个人。”
“你认为我能告诉你些什么？”贾奇·盖茨问道。
“一些姓名。他们待在洛杉矶的时间里，任何一个可能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的名字。”
“我会去找一找，但是否有人愿意与你谈话我并不抱希望。在杀人方面，法规并没有什么限制。”
“如果你听到什么，你可以通过珀尔米特夫人告诉我。”
挂上电话的时候，我一定把失望留在了脸上。珀尔米特夫人坚持要我走之前再喝一杯茶。在答应一定打电话联系后，我们互致道别。
我穿过校园走向艾米莉住的医院，心里充满了怒气，想对每个冲我走过来的人发泄。道路上仍然留着许多标语，有两个城市警察正看着它们。游行者还站在人行道的旁边，我走上街道的时候，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四周没有看见一个新闻工作者。
前门旁边的架子上有一张当地的报纸，头版头条写着：艾米莉·杜尚斯·林格斯已濒临死亡。
艾米莉过了一个安静的晚上。我帮助护士给她洗了个澡，然后费力地给她穿上一件新的棉衣服。
艾米莉以前曾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像我一样，是一名跑步、游泳运动员。她6英尺高的身体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肥肉上下左右晃动。现在，那薄薄的一层肌肉仍附着在她的骨头上，但已经明显地萎缩了，变得松弛而丑陋。除了一对石头般坚硬的乳房仍然高高地耸立在她的胸脯上以外，以前的那些东西在她身上荡然无存。
当我谈到艾米莉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可以晃动时，也包括她的乳房。她的胸廊上除了纽扣外，空无一物。在她遭枪击的几周以前，由于一些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原因，我那务实的毫不追赶潮流的姐姐通过外科手术装上了两个充满盐块的巨大的乳房。
就在她毫无知觉地一点点失去自身拥有的东西时，这些人工制作的模仿的附件却依旧安然无恙。我想象着她被埋葬了亿万年后，这些东西仍然坚固异常地待在那儿。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放声大哭起来。
脑海里闪过这幅荒谬的图画时，我第一次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艾米莉将要走入棺材。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这幅图画之前，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现在图画出现了，五颜六色的，令人惊奇地清晰：艾米莉穿着刚给她套上的衣服被埋葬了，网眼状的紧身胸衣上凸现出两个小山丘般的乳房。艾米莉真真正正地要死了。
我吻了吻艾米莉冰冷的脸颊，然后拿起了那个装着法律文件的夹子。文件上，在我的签名之下，有着院长的签名，表明他对这个事实的正式的确认。我拿好它，走出屋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我的父母此时一定在为他们的超级旅行做着准备，我也不想一个人坐在他们的房子里。他们希望我去吃晚饭，那只不过是一次正式的送行。或者，我可以走着去机场，坐第一班飞机回南方。
和卡洛斯·奥利里谈了那次话之后，我的精神变得极度紧张。在洛杉矶，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可是我又无从着手。我被我和珀尔米特夫人、贾奇·盖茨的谈话搞糊涂了，不知道他们俩谁才是真正的疯子。我已经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与共和军有关的人都是一门加农炮，无法认识清楚。
想不出该干些什么，我又走入校园，过了物理大楼，来到菲比·阿珀森·海斯特园林。我坐在一张石头长凳上，这时，我想起了奥利里给我的耳环，于是，我把它拿出来。
耳环做得很漂亮，虽然在我看来有点儿大，但很有趣。想起凯茜也许会喜欢它们，我开始重新包装。这时候，我发现了包装纸上写的东西：杜尚斯小姐，过来，一点钟。爱你的，凯伦伯格。上面还留有索萨利托市的一个地址。
我和奥利里坐在公园里的时候，从没看见他碰过什么书写工具。这条留言足以激起我的好奇心，我开车来到游船停泊港，登上了一艘开向索萨利托市的渡船。
渡船离开停泊地时已经过了3点。等我找到索萨利托市的那个地址时，已是将近4点。它是一艘停泊在一个长长的港湾里的可供住家的船。站在船上，旧金山海湾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