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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一路上安稳睡觉，直到我把她从座位上抱起时才醒了过来。夜空渐渐转为灰色，我抱着她走上门前的车道，然后进了家门。
第３天 早上６点０７分
房子型寂静无声。孩子们西在睡觉。我发现朱丽亚站在餐厅里，望着窗外的后院。后院里的喷淋器开着，哧哧作响。朱丽亚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两眼盯着窗户，身体一动不动。
我说：“我们回来了。”
她转过身体：“她没事儿吧？”
我把抱在手里的小孩递给她：“看来是吧。”
“感谢上帝，”她说，“我很担心，杰克。”但是，她没有走过来，没有接触阿曼达。“我很担心。”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冷冰冰的。那声音实际上并不着急，她说话的语气一本正经，就像是在叙述她不理解的另一种文化的仪式。她嘬了一口杯子里的咖啡。
“我一夜都没合眼，”她说，“我很担心，感觉糟透了。感谢上帝。”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掠过，然后转向一边。她露出了内疚的神色。
“想抱一抱她吗？”
“我，嗯……”朱丽亚摇了摇头，点头示意端在手里的咖啡杯。“现在不吧，”她说，“我得去看一看那些喷淋器。它们给我的玫瑰灌了太多水。”她说罢走向后院。
我目送她走进后院，看见她两眼望着那些喷淋器。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故作姿态地检查安装在墙上的记时器盒子。她打开盖子，然后查看了盒子内部。我不懂她的意爱。为我家干活的花匠上周刚刚调过喷淋器的记时器。或许，他们没有调试好。
阿曼达在我的怀里呼哧呼哧地呼吸。我抱着她走进婴儿房，给她换了尿布，然后放到床上。
我走向厨房，看见朱丽亚正在用手机打电话。这是她的另一个新习惯。她并不经常使用家里的座机，而是使用她自已的手机。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用座机，她解释说，用手机方便一些，因为她打许多长途电话，手机的话费是由公司支付的。
我放慢脚步，在地毯上行走。我听到她说：“对，情况不妙，我当然会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得小心……”
她抬起头来，看见了我，说话的语气立刻变了。“好吧，嗯……听我说，卡罗尔，我认为，我们只要给法兰克福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发传真确认，把他的反馈告诉我，好吧？”她说罢吧嗒一声关上手机。我进了厨房。
“杰克，我不愿意在孩子起床之前离开，但是……”
“你必须走吗？”
“我看是吧。公司里出了一点事情。”
我看了一眼手表。６点１５分。“好吧，”
她说：“那么，请你，嗯……孩子……”
“没问题，我会把一切弄好的。”
“谢谢。我晚些时候给你打电话。”
于是，她离开了家。
我疲惫不堪，洼思维也混乱了。小女儿仍在睡觉，运气不错，她睡觉的时间多了几个小时。家里请的杂工玛丽亚６点３０分来了，摆放好早餐用的餐具。孩子们用了早餐，我开车送他们上学。找尽垦使自己头脑保持清醒。我小停地扣哈欠。
埃里克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上。他也在打哈欠。
“今天没有睡醒吧？”
他点了点头。“那些人让我一夜都没有睡着。”他说。
“什么人？”
“昨天晚上到家里去的人。”
“什么人？”我问。
“来吸尘的人，”他说，“他们把家里吸了一个遍。他们把鬼魂都给吸出来了。”
尼科尔在后座上窃笑：“鬼魂……”
我说：“我觉得你是在做梦吧，儿子。”
埃里克最近爱做千奇百睦的噩梦，常常在半夜惊醒。我敢肯定，那是因为尼科尔让他一起观看恐怖电影，知道那些电影会使他恐慌不安。尼科尔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观看以蒙面杀手为主角的恐怖电影——那些系手谋害发生性行为之后的青少年。那是一种固定套路：你有了性行为便会丧命。但是，那些电影对埃里克来说不适宜。就她让埃里克看恐怖电影的事情，我已经和尼科尔谈过多次了。
“不，爸爸，那不是做梦”埃里克说着又打了一个哈欠，“那些人的确在家里。来了许多人。”
“哦——噢。嗯，那鬼魂是什么样子的？”
“他是鬼魂，全身银色，闪闪发光，不过他没有脸。”
“哦——噢。”
这时，我们到了学校。尼科尔说，她课后要参加戏剧彩排，我下午接她的时间应该是４点４５分，而不是３点４５分；埃里克说，如果要他去注射疫苗，他就不去儿科医师那里接受检查了。我重复了所有父母都用的经久不变的咒文：“我们看看再说吧。”
两个孩子拽着双肩包下了汽车。
他们两个人的背包重量大概都有２０磅。我对此一直不习惯。我在他们那个年纪时，孩子们不背那么大的书包。我们那时根本就没有双肩包。如今，好像每个孩子都有双肩包。你会看到小不点的二年级学生驮着它，弯腰驼背地…出入校门，就像在高山地区从事搬运工作的夏尔巴人。有的孩子把书包放在手推车上，就像在机场上拉着行李包。我不理解这种现象。这个世界正在数字化；一切都在朝着重量轻、体积小的方向发展。然而，学龄儿童的负担却空前沉重。
在两个月之前的一次家长会上，我提出了有关的问题，那位校长说：“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对此表示关注。”随即便岔开了话题，
我对此也弄不明白。如果他们都表示关注，为什么却无动于衷？当然，那是人的本性。没有人走去防患于未然。我们只有在孩子被车压死了之后，才会在路口上安装“停车观察”的交通标识。
我又在驾车回家的路上，跟着早上缓慢的车流行进。我想，我可以睡几个小时的觉。我心里考虑的只有这一点。”
玛丽亚１１点左右叫醒了我，不停地摇着我的肩膀，“尔曼先生，槁尔曼先生。”
我睡眼惺妈，“什么事？”
“孩子。”
我立刻清醒过来，“她怎么啦”’
“你去看一看孩子吧，福尔曼先生。她全 ”她伸手捷了摸她自己的肩膀和手臂。
“她全怎么啦？”
“你去看一看孩子吧，福尔曼先生。”
我摇摇晃晃地下了床，走进了婴儿房。阿曼达站在童床上，两手拉着栏杆。她开心地跳着，笑呵呵的。她看来一切正常，只是整个身体呈蓝中带紫的颜色，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肿包。
“噢，上帝。”我叫道。
我无法再去医院忍受前一天夜里那样的遭遇，我无法忍受见到更多不告诉你任何情况的身穿自大褂的医生，我无法忍受再次遭到恐吓。前一天夜里的经历使我身心疲惫。一想到女儿生病的事情我心里就十分难受。我走到阿曼达跟前，她对着我开心地格格笑着。她向我伸出一只小手，在空中抓着，要我抱她起来。
我把她抱起来。她精神不错，伸手来抓住我的头发，想取下我的眼镜——那是她的习惯动作。我这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皮肤，但是心里觉得安稳了许多。她的皮肤像是被打肿了一样——那是受到撞击的颜色——周身全是那样的颜色。阿曼达好像曾被放进过染缸一样。那种颜色的均匀性使我感到恐慌。
我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给急诊室的医生打电话。我伸手在衣服口袋里找他的名片，阿曼达一直想抓下我的眼镜。
我用一只手拨动电话。我可以用单手做许多事情。我一拨电话就通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惊讶。
“噢，”他说，“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你女儿感觉如何？”
“怎么说呢，她看上去感觉不错，”我说着往后扬了—下头，使阿曼达抓不到我的眼镜，她格格地笑着；抓眼镜现在是种游戏。
“她感觉不错，”我说，“不过，问题是——”
“她身上有任何出现淤血的地方吗？”
“对，”我回答说，“实际上，她真的有。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给你打电话。”
“淤血全身都有吧，颜色完全一致吧？”
“对，”我说，“身上大部分都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唉，”医生说，“她的试验报告全都出来了，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完全正常。健康儿童。我们仍在等待的只有核磁共振成像报告，但是，核磁共振成像仪出了毛病，他们说要等儿天。”
我无法直回避躲闪，我说着把阿曼达放回儿童床。当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