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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动力公司和纳米技术公司的研发进度不可能差我们的太远。仅仅几个月的差距。如果我们运气好，可能领先半年时间。”
“这么说，你们正在工厂里进行分子装配？”我问。
“叫你给猜着了，杰克。全量分子装配。我们已经搞了几周了。”
“我不知道朱丽亚对那样的东西感兴趣。”考虑到她在心理学方面的背景，我一直认为朱丽亚喜欢与人打交道。
“她对这项技术真的感兴趣，我可以告诉你，而月，他们还在那里搞了大量的程序设计工作，”他说，“你知道。他们在改进制造工艺过程中出现了迭代循环。”
我点了点头。“什么样的程序设计？”我问。
“分布式处理程序，多智能体网络。那就是找们使单个元件相互协作、共同作用的方式。”
“这就是制造医学摄像头的全部技术？”
“对。”他停顿片刻，“还有其他技术，”他不安地扫视了我一眼，好像他可能会违反他签订的保密协议。
“你不必说了。”我说。
“不，不，”他立刻说，“那有啥说的，你我是老朋友了，杰克。”他拍了拍我的肩头，“况且你的配偶是管理人员。我是说，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仍旧显得不安。他的表情与他的言辞不一致，但是，当他说出“配偶”两个字时，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了。
谈话就要结来了，我觉道自己浑身紧张，那是你认为别人知道什么内情但不告诉你时那种不自在的紧张——因为他觉得尴尬，因为不知道如何说出来，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牵连进去，因为即使提及这样的事情也非常危险，因为觉得你自己应该去弄个水落石出；在事情关系到你妻子的情况时尤其如此。比如，她到姓处招蜂引蝶。他看你的目光似乎在说，你是一个活生生的受害者，这是你这具行尸走肉的悲伤时刻；但是，他不愿意告详你。根据我的经验，男人知道别人的妻子的隐情时是绝对不会告诉所涉丑的男人的。但是，如果女人知道某位丈夫的不忠行为时，总是要告诉别的女人的。
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我感到非常紧张，我希望——
“嘿，你瞧时间，”里基说着冲着我咧开嘴一笑，“晚了，玛丽会杀了我的，我得抓紧时间。我得在装配大楼待几天，她因为这个已经很不高兴了。你看，我得出差，保姆又不在……”他耸了耸肩膀，“你知道会有什么麻烦。”
“对，我知道。祝你好运。”
“好吧，伙计。保重。”
我们相互握手，再次轻声道别。里基推车拐过购物区的角落，他的踪影便消失了。
有时候，你无法思考痛苦的事情，你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你的大脑想到别的事情——拜托了，换一个题目吧。现在，我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况。我无法考虑朱丽亚的事情，所以，我开始考虑里基告诉我的他们的装配计划。而且，我断定它还可能是有意义的，尽管它有悖于关于纳米技术的常规看法。
长期以来，在纳米技术研究者中存在着一个异想天开的观念：一旦有人能够掌握原子层面的微制造技术，整个问题就会像４分钟跑１英里那样容易。人人都会开工制造，神奇的分子制品就会像开闸放水一样，从全球各地的装配线上流出来。只需数天时间，人类生命的进程将会被这一神奇的新技术完全改写，关键的问题在于得有人去掌握这一技术。
但是，那样的情形永远不会出现。他们的观念本身就是无稽之谈。因为从本质上讲，分子制造与计算机制造、阀门制造、汽车制造以及任何其他东酉的制造，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才能技术成熟。实际上，装配原子来构成新分子与用单行代码编制计算机程序非常类似，计算机代码初次根本不能正常工作。程序编制员总是得回过头去整理那些单行代码。而且，即使在程序编好之后，一种计算机程序在第一次运行时都不可能正常工作。第二次运行，甚至第１００次运行都有问题。必须反复排除程序中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改。
我一直认为，这种制造出来的分子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必须反复排除错误之后，它们才能正常工作。因此，假如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希望“成群结队的”分子一起产生作用，他们就得反复排除那些分子之间信息传输方式中的错误——无论那种传输是多么的有限。因为巳一旦分子开始互相传输信息，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网络。为了对它加以组合，可能就必须编制出一种分币式网络。那样的网络程序与我在电子媒体公司开发的类似。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判定，他们在制造分子的同时也在编制程序。但是，他们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我无法经常见到朱丽亚。装配大楼离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的总部很远。它真的是在茫茫荒野之中——远在内华达州托诺帕镇附近的沙漠里。现在的问题是，朱丽亚不喜欢身处茫茫荒野之中。
给小女儿进行第二轮免疫注射的时间到了，我这时坐在儿科医师的候诊室内。房间里有四位母亲，她们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抖着，年龄较大的孩子在地板上玩耍。几位母亲相互交谈，根本不理睬我。
我对这样的情形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了。一个待在家里的男人，一个出现在儿童诊所这种场合中的男人并不是一种常见景观。但是，它也意味着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男人出了问题：他无法找到工作，或许他因为酗酒或吸毒被炒了鱿鱼，或许他是游手好闲的懒汉。无论是什么原因，一个男人大白天出现在儿童诊所里总是不正常的。因此，那些母亲装出一副没有看见我的样子。
不过，她们偶尔也以充满焦虑的目光瞟我一眼，似乎在她们转过身时，我会偷偷地抢劫她们，即使那名护士格罗里亚也面带狐疑。她看了一眼我抱在手里的孩子——小女儿没有哭泣，也没有鼻塞症状。“看来是什么毛病？”
我告诉她，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进行免疫注射。
“她以前来这里看过病吗了？”
看过，她出生之后一直都是到这里来看病的。
“你是家属吗？”
“对，我是她父亲。”
后来，我们终于被领了进去。大夫与我握手，态度非常友好，根本没有问为什么我带着孩子，太太或者保姆却没有来。他给孩子注射了两针。阿曼达嚎啕大哭。我把她放在肩上抖着，不停地安慰她。
“她可能会出现轻微肿胀，局部皮肤发红。如果４８小时后那些症状仍没有减退，给我打电话，”
我随即回到了候诊室，忙着掏出信用卡来付账，孩子仍在号啕大哭。这时，朱丽亚打来电话。
“喂。你在干什么？”她一定听见了孩子的尖厉哭声。
“支付儿童医院的费用。”
“难受吧？”
“有一点……”
“好的，听我说，我想告诉你，我今晚可以早点下班——感谢上帝！——所以，我要回家吃饭。你觉得我回家时带点什么？”
“那太好了。”我说。
埃里克的足球训练搞得很晚。运动场上已经渐渐黑了。那位教练上训练课总是迟到。我在边线上踱步，考虑着是否该表示自己的不满。很难知道何时是在溺爱孩子，何时是在合理地保护孩子。尼科尔用手机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彩排已经结束，问我为什么没有去接她？我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和埃里克在一起，问她是否可以搭别人的车。
“爸爸……”她恼怒地说。别人会觉得，我是要她爬回家去。
“嘿，我被耽搁了。”
她的语气非常尖刻：“随你说吧。”
“注意说话的语气，小姑娘。”
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足球训练突然又停止了。一辆绿色的大型维护车驶进了运动场，下来了两名头戴防毒面具、套着橡腔手套、身背喷洒器的男子。他们要喷洒杀虫剂之类的东西，每个人当天晚上都被要求远离运动场。
我给尼科尔回了电话，告诉她我们去接她。
“什么时候呀？”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从小讨厌鬼练球的地方吗？”
“别说了，尼克。”
“为什么他老是占先呢？”
“他并不想占先。”
“不，他就是想。他是一个讨厌鬼。”
“尼科尔……”
“对——不起。”
“我们很快就到。”我停止了通话。如今的孩子成熟得更早了。青少年阶段从１１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