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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的生命流淌在酒色财气之中，这节文字则就酒色而言。我将酒的内涵扩大，将衣、食、住、行皆融入其中，已叙说在先。现则言其色情生活，让人看看其生活是何等糜烂，何等张狂。
在性生活领域，西门庆也独领风骚。西门庆的自然条件优越：“生得十分浮浪”，“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加上“语言甜净”，及魁梧体魄所显示的性能力，使他成为“嘲风弄月的班头，拾翠寻香的元帅”。不用说“三寸丁”武大，就是花子虚、蒋竹山等都无法与之比拟。李瓶儿在西门庆家出事后与蒋竹山苟且过了些日子，西门庆在鞭责李瓶儿时问：“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李瓶儿说：“他拿什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第十九回）这悬殊不只是社会地位，更指性能力的强弱。西门庆总是用一双永不厌足的色眼去打量身边的每一个女性，稍有姿色，便会成为他追逐的对象。在他的征服之路上满是胜利的里程碑：他不仅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妻妾队伍，而且有随时供他临幸的情妇，更有由他包占的行院妓女。此外，还有男色作为其性变态心理的补偿。从理性而言，妇女成了被损害、被侮辱的群体；从感性而言，西门庆似乎又成了这些女人的图腾。西门庆妻妾间有种种斗争，其斗智斗勇宛若《三国演义》中的赤壁大战。
泼天富贵与酒色生涯（2）
西门庆也似乎真的将三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带到了床笫，使金、瓶、梅们虽不时惊呼：“不丧了奴的命”，但又几乎一致视其为“医奴的药”，“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想你。”即使在妓院，西门庆也是一个霸气熏天的胜利者。小说第二十回写西门庆大闹丽春院，不仅将李桂姐家闹得人仰马翻，而且将个杭州布商丁二吓得钻了床底，直叫“桂姐救命”。
小说通过众人之口，对西门庆进行过礼赞，说得最充分的一是送他歌童的苗员外，二是替他与林太太拉皮条的文嫂。
苗员外给两个不愿意跟随西门庆的歌童做思想工作，说：“西门大官人家里豪富泼天，金银广布，身居着右班左职。现在蔡太师门下做个干儿子，内相、朝官那个不与他心腹往来。家里开着两个绫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无数。况兼他性格温柔，吟风弄月，家里养着七八十个丫头，那一个不穿绫着袄？后房里摆着五六房娘子，那个不插珠挂金？那些小优们、戏子们个个借他钱钞，平康巷、表水巷这些角伎，人人受他恩惠。这也不消说的，只是咱前日酒席之中已把小的子许下他了，如今终不成改个口哩！”（《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五回）文嫂对林太太说：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身边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与他为继室房头、穿袍儿的也有五六个，以下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纪，正是当年汉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药养龟，惯调风情；双陆象棋，无所不通；蹴踘打毬，无所不晓，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见就会。端的击玉敲金，百伶百俐。（第六十九回）
可见西门庆是个何等得意的流氓。试想，在这样一位肆无忌惮、百无禁忌、无法无天的流氓面前，还有什么能阻挡他作威作恶的雄健步伐？！连吴月娘也只是无可奈何地笑骂：“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儿内，怎生改得！”
在西门庆面前，似乎是没有趟不过的河，没有迈不过的坎。他由西门大郎到西门大官人到西门大老爹——由一介乡民到副千户到正千户，畅行无阻，步步高升。从官场到商场到“情”场……方方面面，表现了一个流氓的极度狂欢。
阉割：掩耳盗铃（1）
流氓的性战
——西门庆的性疯狂
一、阉割：掩耳盗铃
福柯有云：“其实，我们想到和谈到性，比别的任何事都多，但表达它却比任何事都少，都含糊不清。”见潘绥铭《神秘的圣火》第40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茅盾早在1927年就说：
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视作不道德，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禁之列，实无足怪。但是尽管严禁，而性欲描写的作品却依然蔓生滋长，“蔚为大观”；并且不但在量的方面极多，即在质的方面，亦足推为世界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这句话的意思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中国文学内的描写性欲的作品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性欲文学，我是要说描写性欲而赤裸裸地专述性交状态像中国所有者直可称为独步于古今中外。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张国星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第1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
中国描写性欲作品的壮观场面，无须我在这里排列名单，也无须看学者们的种种评说，只要看“中国历代禁毁小说丛书”、或“中国历代后宫艳情丛书”以及这类书籍的现代版（今之效尤者所作），几乎支撑了中国当代书市的半壁江山，就可以想象当初它是何等繁荣昌盛。
我感兴趣的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问题，中国描写性欲的作品发达的原因，大概可以追溯到生殖崇拜文化的发达。生殖崇拜就是生殖器崇拜。中国生殖器崇拜文化之发达盛况，只须浏览一下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之类的论著，就让你惊讶，原来这为常人不敢正视的玩艺在中国这礼仪之邦也如此丰富。我不赞成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观点，但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按，副标题似乎以“性与中国古代社会”更妥）到台湾作家李敖的《中国性研究与命研究》就展示了生殖器崇拜文化在中国不仅丰富多彩，更在于它自古至今都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人从心理到生理到生活到政治的方方面面。不能不惊讶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幽灵真是无处不在。因为性与政治、性与礼仪、性与文学……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例如“祖宗”的“祖”古写为“且”，被学者们训为阳具。由此推断，人们顶礼朝拜的祖宗牌竟为坚挺的阳具模型。而宣扬礼教尊严的祝福仪式正是在那阳具模型照耀下完成的。好在中国人只重仪式，不求内容，不然岂不滑稽。
从这里引出的悖论是：中国人一方面在顶礼崇拜着生殖器，一方面又以礼教的绳索去捆绑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联系到茅盾的论述，这悖论又呈现另一副面貌：一方面是任何描写恋爱与性欲的作品在中国都遭到礼教的严禁，一方面是中国自古到今描写性欲（性交）的作品已蔚为大观，其赤裸裸的程度足以独步世界。
对《金瓶梅》的评论与研究，或许也要在这悖论中打滚。“万恶淫为首”，《金瓶梅》因性描写较多而成为禁书；“食色性也”，《金瓶梅》也因此成为畅销书。人们厌烦的是这一点，人们想看的也离不了这一点。有细心的学者为《金瓶梅》人物补作了“起居注”，统计其中性描写总有105处，其中大写大描36处，一笔带过的33处（当然也还有别样的统计）；其中西门庆参与的99次，占68％，潘金莲参与的53次，占36％。
面对同样的文本，古代就出现了种种不同选择：主张“决当焚之”者有之，视为“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亦有之。
焚也罢，崇也罢，文人只是说说而已，到政府出面就动真格的。明代禁之已不见文案，清代则有明文称：“《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禁例。”
我们已无法知道从明清到民国出版过几次全本《金瓶梅》，我们也无法知道谁是节本或洁本的始作俑者，更无法弄清历史上的节本《金瓶梅》到底被删成什么模样了，只知道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被删去19161字，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