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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千古才人如出一辙，余大不解彼苍苍者果何意也！兄既殁，检点行橱，惟有四子书一部、文稿一束、古砚一枚而已。嗟乎，之数物者，即以为殉可也。
这是竹坡弟张道渊所撰《仲兄竹坡传》，载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传述”。转见吴敢《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第128—12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除了回评、夹批、眉批、圈点之外，还有《竹坡闲话》、《苦孝说》、《金瓶梅寓意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金瓶梅杂录小引》、《金瓶梅读法》等多篇专论，总计有十多万字的篇幅，他二十六岁时竟“旬有余日而批成”。清光绪年间的文龙评点《金瓶梅》仅六万来字，前后弄了三年。两相对比，你不能不浩叹，张竹坡评点何等神速。他没有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以重价卖给书坊，为“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他自费雕刻了张批《金瓶梅》。他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说：“小子穷愁看书，亦书生〈尝〉［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版，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不律以泄愤懑，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3页。又不想谋利又想糊口，张竹虚则自入怪圈难以自拔，结果他卖书的钱不够他招待来购书的朋友，终在穷困中倒下，死时只二十九岁。真可谓千古才子，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张竹坡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估计不纯为广告意义，更主要源自他对《金瓶梅》的偏爱。所谓“第一奇书”，当隐去了“天下”二字，补全当为“天下第一奇书”。估计在张竹坡的意向中也未必是将《金瓶梅》放在天下经、史、子、集所有的书中去较劲而称之为“第一奇书”；而是将《金瓶梅》放在天下小说中去打量，而称之为“第一奇书”。“第一奇书”奇在何处？“第一奇书”意义何在？张竹坡来不及细论，而后之学者多有高论。我在上述拙著中也凑热闹，发表了点谬论：
这“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过去一直被视为“淫书”，列为禁书，评价偏低，直到近年才形成风行海内外的《金瓶梅》研究热。众多学者认为这部书虽有着不可忽视的缺憾，但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现实主义意义的长篇白话小说，是中国古小说观念第二次更新的开山之作，它开文人小说之先河，开世情小说之先河，开讽刺、谴责小说之先河。在小说史上有着重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致人们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1）
作为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从它问世（从抄本到刻本）之初，就充满着传奇色彩。
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提到《金瓶梅》抄本的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袁宏道在吴县给董其昌（字思白）进士的信：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纪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耳。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7页。
袁宏道从董其昌那里借阅了《金瓶梅》前半部的抄本，急于了解到何处去“倒换”后段的抄本。至于董其昌“从何得来”，则不得而知。看了前半部，袁的印象是“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这是现见对《金瓶梅》最早也是极高的评价。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苏吴县县令，官至吏部郎中，是晚明文坛“公安派”的领袖，受李卓吾影响，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倾向，主张为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并享盛名，世称“三袁”。其交往多属一时之名士（且多为“进士”）。袁宏道在《觞政》中还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煲面瓮肠，非饮徒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8—179页。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在给谢在杭（即谢肇浙）进士的信中，再次惦念着《金瓶梅》：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7—158页。
袁宏道“倒换”《金瓶梅》后段抄本似未成功，但他收藏了《金瓶梅》前段的抄本（或为再抄本）并转借给谢肇浙看，这封信是催谢还书的。谢有《金瓶梅跋》云：“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9页。这里州是王世贞，丘诸诚应是丘充志；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不知是传闻，还是实事。谢从袁、丘两处获见《金瓶梅》全书的十分之八，这在当时已算幸运，于是技痒，写了篇跋，高度评价《金瓶梅》“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9页……《金瓶梅》手抄本的流传情况甚为复杂，好在另有专家细说过，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金瓶梅》书影
《金瓶梅》还在以“手抄本”流传时，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仅以公安袁家为例。袁宏道“极口赞之”已见上文，其弟袁中道则持论相反，中道万历四十二年作有《游居柿录》曰：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79页。
其孙袁照同治年间编《袁石公遗事录》，即给爷爷编传记故事时，就发表了与爷爷不同的意见：
《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与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9页。
犹如“文革”期间，一家分为两派，一派曰“好得很”，一派曰“好个屁”；于是前者被呼为“好派”，后者被称为“屁派”。好在袁家两派都是文雅之士，尤其祖孙是隔代相争，况孙辈狯称坊间此《金瓶》非爷爷所见彼《金瓶》。不然也许保不住要“几挥老拳”了。
最早披露《金瓶梅》刊刻信息的是嘉兴人沈德符（字虎臣，号景倩），他有《万历野获编》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梨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