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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业务都会有害群之马一样，民间借贷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正如水的善与恶，菜刀的好与坏，都不能够简单的一概而论。难道所有的放贷者都是恶棍吗？”
第24节：无冕之王
汪楚风是湖北楚地人士，虽然许量不完全赞同那句流传很广的俗话：“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但是，作为同样是文人出身的许量来看，他和汪楚风同样的杰出。许量刚才乘了酒兴说：“老汪我做商人，你做记者，从商从文，其实和谁做男人？谁做女人一样，都是人生的分工不同。”然后，许量重点介绍了自己的东方富通公司的一些具体经营情况，他重申：“我的理想还是想成为成都甚至中国民间金融的探索者，对高利贷的危害，我们也尽可能地在趋利避害！我现在正在做的民间资金借贷的改革建议方案有三点：一是坚决把借贷的利息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二是把握住企业的借款用途，一定是要把宝贵的现金资源用于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三是我们也要掌握好一旦出现借款纠纷的时候，用法律手段来处理和规范收款行为。我们绝对不会为民间借贷行业抹黑，我想一旦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改革开始，我们非常愿意成为‘马前卒’！”许量十分坦诚地讲解了民间借贷资金的内幕，让汪楚风很意外，因为许量曾经多次坚决地拒绝采访。今天许量的行为引起了汪楚风内心的共鸣，他开始非常认真地采访，决心改变一下自己对民间借贷的恶劣印象，好好写一篇关于民间借贷也可以是“好钱”的正面文章。汪楚风决定把许量分析的一些精辟的言论直接引用在文章里面，他刚才已经把这些话，在许量的同意下，做了采访录音：“目前，我国在经济领域中，打击高利贷的政策以及在意识形态中宣传民间借贷罪恶的实际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越是通过意识形态或者政策限制有利息的资金借贷，就会越使利率变得更高。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和政策环境只会大大减少借贷资金的供给；而另一方面，民间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却并不会因意识形态或政策的禁止而改变太多，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是必然的，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正规银行的金融服务，他们就会时常需要民间借贷的支持。”许量开始有意识的把话题向很深刻的方向引导：“尽管我们从主观愿望上反对高利贷，严厉禁止民间借贷的呼吁从来就是不绝于耳！但简单粗暴地禁止民间借贷并不能够解决企业庞大的天然的借贷需求。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对高利贷的憎恶，只是道德与文学范围的事情，并不能从客观上改变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个人在创业时候对资金借贷的渴望。为什么借款人愿意支付40％或更高的利息？而且这些借款企业的老总们也是精明的企业家，他们在明知是‘高利贷’具有巨大的‘善’与‘恶’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借款，而且很多时候是主动地求贷，这只能说明他们在高利贷之外别无选择，而且也用实际行动来接受了民间金融的支持。不管大家承认与否，对企业来说，通过借贷高利贷所能得到的效用好处一定要比他们所付出的高利息要好，也就是说，拿到这些借款后自己能得到的好处或者说预计的好处，肯定比要付出的利率成本要高，否则这些借款人不会去借贷的，这些是自愿的交易，不是被迫的！”
第25节：无冕之王
许量有点激动了，他用手势加重了他说话的语气：“因此，对高利贷的分析并不是像大众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而片面。在我们通常的思维中，借款的人往往是些善良的老实的可怜人，而放贷者本身的品行都很差，都是恶霸地痞，心也很黑，所以就需要政府干预，防止那些需要借款的人被剥削。这种思维或许也对，但是政府部门不能在禁止民间金融之后，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企业上述的资金需求问题，国有银行和正规商业银行只从老百姓那里吸收存款但基本上不对他们做贷款，这样就逼着企业找地下钱庄，付出更高的高利贷，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否则企业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资金链条的断裂而破产倒闭！这样来说，两害相权，应该怎么样呢？当然是取其轻啊。”汪楚风是财经版的大记者，他对金融很了解，他安慰许量道：“许总，金融领域是我国改革的深水区，风大浪急，但早晚都会和其他地方一样，出台相应的鼓励民间借贷的措施的！如在香港就有《放债人条例》，其中规定：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利率、金额、借款时间和偿还方式由借放款双方自行约定，但利率不得超过规定的年息上限6厘以上。”许量笑道：“但愿我们这些灰色之人，能够很快等到阳光灿烂的这一天。”汪楚风也笑了，与许量碰了一下酒杯，他知道京城圈子里面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在传言央行也在研究我国将出台《放贷人条例》了。但这消息太敏感，汪楚风就没有对许量说，他不知道许量对他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许量说他不认识京城里面的人。其实对于成都甚至四川的蜀商来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大多数老板都知道“跑部进京”的效益，不少老板甚至在北京专门设立办事处，对部委的公关花样百出、乐此不疲，许量也不能够完全免俗，他有他的路子：像《放贷人条例》这样的大事件，许量不可能不知道一点风声，只是许量认为这对借贷行业而言，未必全部是好事情。民间借贷的规范当然就意味着运作空间的压缩，民间借贷的好日子或者坏日子就会因此而到来，许量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两个人又很自然的聊到了成都民间资本市场产生的早，发展的慢的情况。许量很感慨的说：“成都红庙子买卖内部股的市场，是中国最早的民间资本市场啊！因为成都红庙子街是四川省证券交易中心办公所在地，所以，众多的民间投资者自发的集合在这里交易。1992年8月11日，省证券中心发行了首只可转换债券———工益转券。该券由500元一张热炒到1000元左右，这是红庙子买卖内部股的市场形成的标志。同时，来自深圳的大户们在红庙子市场大笔收购川盐化股票，使原本卖不动的川盐化股票由3元上升到8元。这样炒作的财富效应刺激了更多的投资者蜂拥而入。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川股里面未上市的8大股票（盐化、金路、天歌、乐电、长钢、金顶、长虹、东碳）纷纷上涨，红庙子黑市日渐火爆。那些大买家在红庙子街边摆上桌子，上边迭放起一万元一捆的钞票等待卖主。当时有人形容，这里真是流金淌银啊！你在红庙子市场这头买了股票，走了几百米，你的股票就翻番了。之后又有各种股权证、债券等进入市场，使市场人气非常旺盛。但奇迹在于这样一个自发的、自由的、火爆的场外交易市场，没有发生过不安定事件，秩序之量好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第26节：无冕之王
汪楚风知道许量对红庙子民间证券市场的深深的惋惜之情，他放下酒杯，思考了片刻，很慎重地接着说：“可惜了这样大好的市场，成都的民间资金投资欲一直很旺盛，而且发展很快。盛极一时的红庙子市场，就是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发展的象征。可惜，没有最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而且遗憾的是此后的股票‘一级半’市场与‘产权拆细’等资本创新都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成都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确是在退步。与温州资金相比，成都资金和资本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规模还小；资金供给而后资金需求的信息还不对称等等。”许量非常有兴趣的看着汪楚风，觉得他是真有水平的记者，许量把酒杯与汪楚风轻微的接触了一下，总结道：“成都资金和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的原因很复杂，简单来说，主要是企业资金的用途没有把握好，政府没有监管好资金的使用，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偏离了‘募集’资金的本来目的。”两个人有了同样的认识，酒就喝的快了点。李玫心中想方设法地搀和进去，两个男人却越说越深刻，许量说：“没有好的监管和引导，合法融资的钱被不少企业当成了没有道德压力的天降大饼，募集来的钱不是用来抵还债务，就是低效率的使用或者说是浪费了，甚至一部分就演变成了骗局。”李玫感叹说：“成都真的还有全国最早的民间资本市场！”同时，她不引人注目的把许量的酒杯少掺了一些，给汪楚风的则是满杯。然后，又见缝插针的与汪楚风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