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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们，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净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地劝你。
传今——全国大跑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病，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这些玩艺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他们懒得 花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 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 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哪！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邪，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转出去，转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邪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历史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育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馒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揭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羽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十四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羽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可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算，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地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上面说到古代的车站叫做“驿”，这是指一般的情形说的。这一类的名目，还有一些别的。例如有一种叫做“亭”的，是秦朝、汉朝最流行的“车站”。每个“亭”都有个“亭长”，亭长除了是邮政局局长以外，还是旅馆老板、警察局长、调查站站长。亭长有时候会因执行职务而杀人，有时候会利用职务而谋财害命，有时候也做好事，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汉朝最有名的将军韩信，在年轻时候，就靠着南昌亭长吃过饭，后来亭长的老婆不给他饭吃了，他才跑掉。
汉朝的亭大概近三万个，和亭配合设立的，有一种叫做“邮”，“亭”是十里一个，“邮”是五里一个，当时习惯也连在一起，叫做“邮亭”。这“邮亭”两个字，直传到今天还在用，可是意思已经不同了。
“驿”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个，有的驿很小，只有八匹马；有的驿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马，多得可以开一家跑马厅。唐朝法律对驿的规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说：
一、从驿中骑马的，要凭“符券”才成，这等于现在的“先买票、后上车”。没票骑马的，处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还得在一定时间内骑马，过时不候。好像今天买票，“限当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处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该换马的时候不换马，打八十下屁股。这叫做“虐待动物”。
六、不该带的东西多带了，叫做“超载”，也是“虐待动物”，多带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