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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面临可能要承担一场核战争责任的时候—— 届时可能会有上亿的人送命——是不可能不处于巨大的紧张心理之中的。但是，那种紧张心理从来没有体现在肯尼迪对朋友们说过的话中，而他与自己的所有朋友 ——除了博比以外——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一个人能够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肯尼迪的一个密友——无论是白宫的内幕中人，还是索伦森、施莱辛格，或者是爱尔兰后裔群体中的3大重量级人物：奥布赖恩、奥唐奈和鲍尔斯。“我和他继续以奇特的非个人方式保持着亲密关系，”索伦森后来说。而肯尼迪担任总统之前的朋友们，比如比林斯、保罗·费伊、托比·麦克唐纳、斯马瑟斯和沃尔顿，都不如从前亲密了。
虽然他隐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但总统身边的人们感觉到了压力的迹象。“他很疲倦，有点暴躁，”伊夫林·林肯在日记中记载了总统对自己的压力做出的一次反应。“有那么多的事情取决于我的行为，所以我见的人比过去少了，自己的生活简化了，生活的安排不让我自己总是处于焦躁不安的边缘，”他告诉戴夫·鲍尔斯。1961年夏天，埃夫里尔·哈里曼与总统会面后，觉得肯尼迪“不像我上回见到他时那么紧张，但他的双手还是经常挥舞着”。1961年10月，记者们问博比，“你觉得你哥哥能够处理好总统的职责而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吗？”他回答说，对他的要求并不比他在总统大选运动中面临的要求高。但是，他承认，“责任太大，太繁重，一定会” 产生影响。
个人问题给总统职责增加了压力，考验着肯尼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忍耐力。他的健康问题经常影响着他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他在1961年8月的病历记录展现了他为了有效地关注公共事务而进行的斗争。腹部和泌尿疾病每天都令他分心。比如，8月9日，他抱怨 “肠胃”不适、“拉稀”和“痉挛”。11日早晨，他在5：00时因下腹部不适而醒来。8月23日，检查结果表明他除了患有“急性腹泻”和寻常的脊背毛病以外，还同时得了“大肠杆菌”尿道感染。用硫盐酸可待因和普鲁卡因注射抑制疼痛，用盘尼西林治疗感染，用可的松对付艾迪生氏病，用Bentyl、复方苯乙哌啶、Transentine和复方樟脑酊应对结肠炎，用睾丸素控制体重减轻，用戊巴比妥钠帮助睡眠——这些治疗使他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却又导致他抱怨感觉 “疲劳”、“头晕”和“困倦”。“他总是在用麻醉剂，”审查约翰·F·肯尼迪医疗记录的杰夫里·凯尔曼（Jeffrey Kelman）大夫说。“他之所以感到疲倦，是因为他被麻醉了。”
肯尼迪的脊背疼痛是在身体上最令他分心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疼痛感令他更加难以集中精力，而且因为这一点在把他当作健壮魁梧的公众面前更难隐藏。像在演讲台上低头读讲话稿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痛苦。在媒体看不见的时候，他上下直升飞机时每次只迈一个台阶。珍妮特·特拉维尔跟工程师们一起设计了一种讲台，读稿子时可以减轻拉力，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的朋友查利·巴特利特觉得，饮食结构是约翰·F·肯尼迪身体毛病的根源。巴特利特认为他食用的白宫丰富的食品以及那么多的红酒和“那些该死的代基里酒”是罪魁祸首。）1961年6月，在政府的食品换和平计划主任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向博比表示同情约翰·F·肯尼迪的病痛之后，博比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博比写道，如果不是特拉维尔在过去几年里的悉心照料，他哥哥“现在就不会是美国总统”。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1961年的春夏期间，这种痛苦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特拉维尔每天给他注射2…3次普鲁卡因。8月 27日，她在自己的记录中写道，在肯尼迪因注射的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中，杰基从另外一间屋子跑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特拉维尔的注射是对马克斯·雅各布森调配的止疼药和苯丙胺的补充。
白宫的内科医生乔治·伯克利上将认为，那些注射药物以及让肯尼迪动弹不得的后背支架和固定设施弊大于利。伯克利和一些秘密特工——他们注意到总统从椅子上起身很困难，看到他依赖拐杖——担心他很快就会无法走路，可能最终会坐到轮椅上。12月份，肯尼迪与哈罗德·麦克米兰在百慕大会晤期间，那位首相记录道，“在身体上，我觉得总统的身体状况不好。他的后背很疼，坐着时间长了就会感到疼痛。”这时，伯克利建议咨询一下纽约的整形外科医生汉斯·克劳斯（Hans Kraus）大夫。一直在医治肯尼迪的艾迪生氏病的内分泌医师尤金·科恩直截了当地劝说他不要依赖特拉维尔治疗他的脊背毛病，而是应当听从伯克利的意见。当特拉维尔拒绝伯克利关于咨询克劳斯的建议时，伯克利威胁要去找总统。
政治生涯权力的局限（2）
生硬无礼的奥地利移民克劳斯确认了伯克利最担心的问题。克劳斯告诉肯尼迪，如果他继续注射，不开始进行有规律的锻炼来加强他的后背和腹部肌肉，他就会成为一个瘸子。肯尼迪担心克劳斯进出白宫可能会引发媒体的询问，导致对他的健康产生不利的猜测，因此很不愿意采纳他的建议。1960年竞选总统期间遗失的医药箱和偷窃他的医疗记录的明显企图，使得肯尼迪对政敌掌握了他的有关他健康问题的情报后可能导致的潜在政治伤害非常敏感。
肯尼迪的身体毛病并不危及性命，不像早先几位总统那样——主要有克里夫兰、威尔逊和弗兰克林·罗斯福。但是，因为如果忽略克劳斯的忠告可能最终会令自己被困在轮椅上，因此肯尼迪同意必须做些什么。他和克劳斯同意，将理疗解释为锻炼，为的是将总统的状况从非常好改善到极其好。他开始在地下游泳池旁边的一个白宫小健身房里每星期锻炼3次。伯克利和克劳斯阻止特拉维尔给肯尼迪治疗，运用锻炼、按摩和热疗手段缓解他的脊背痉挛。克劳斯车上的一部电话使他能够直接接通总统。身体锻炼成了肯尼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之后，减轻了他的疼痛，提高了他的活动能力。在他最喜欢的西部乡村和流行曲调的背景音乐中，锻炼疗法成了肯尼迪每天的会议压力和紧张日常安排的要求之外一种愉快的休闲。到了1962年1月，伯克利和克劳斯认为他这个月的状况比1961年的任何时候都好。2月底，他们对过去4个星期的描述是，“从医学角度说”，这是“自宣誓就职以来，而且在这方面可以说自1960年大选以来最为平安无事的一个月”。4 月份，他们宣布，他的“总体状况非常出色”。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十分在意要隐瞒有关他身体状况的真相，因此，4月10日，奥唐奈命令特拉维尔和伯克利将 “所有的医疗档案，包括与总统身体有关的所有记录······存放在林肯太太保管的保险箱里”。
杰奎琳·肯尼迪既减轻了她丈夫的负担，又增添了负担。她对政治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责任的厌恶让肯尼迪十分焦躁。在竞选总统期间，她对约翰逊的秘书说，她感觉“很不够格，很茫然，而我已经怀孕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上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就让白宫的礼宾司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杰基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问题。在杜克解释该位置的通常礼节职责并问她可能还希望做什么时，她回答说，“越少越好。我是个母亲，我是个妻子，我不是个公职人员。”《哈泼斯》（Harp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记得在白宫对杰基的一次拜访：“我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政治生活，虽然她强迫自己适应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绝对明显的是，杰基· 肯尼迪渴望在米德尔堡（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的格莱诺拉别墅）度个长周末，更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做什么，而不是在白宫做什么。”有个秘密特工在对新闻记者西摩 ·赫什（Seymour Hersh）说起自己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2年的经历时，记得感觉“很为杰基可怜。她真的很孤独。她好像很悲伤——完全是一个悲伤的女士”。
杰基的亲笔记录证明了她最初对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写给比尔·沃尔顿的一封信中，她请他担任她的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负责人。她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