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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同样无法获得众议院赋税委员会的批准——该委员会主席、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只批准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议案。
教育和健康议案的支持者们埋怨肯尼迪领导力度不够。事实上，他在大选期间曾经为这两项举措发表强有力的讲话，将其描述成优先立法内容。但是，理查德 ·诺伊施塔特新近出版的《总统权力》（Presidential Power）一书加深了肯尼迪对总统个人影响力有限性的理解，同时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在保守型南方民主党人士与共和党人结盟控制下的国会中为没有希望的举措而斗争是极其愚蠢的。在第87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这些议案几乎败局已定的情形促使他不愿意将大量政治资本投入进去。
由于肯尼迪在支持学校教育和健康议案中一直非常谨慎，因此民意测验经办人卢·哈里斯敦促他要明白创造更加实质性国内业绩的必要性。肯尼迪政府的“第二阶段”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如今是营造一个新的上升势头的时候，”哈里斯在6月份写信告诉他。“总统需要一些重大、明确的得分重点领域。由于外交政策危机大量占用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最迅速、最容易理解并且收益最显著的领域很可能是在国内问题上。”哈里斯建议他为教育议案发动一场9月份返校之战。它应当成为“一个新的、国内头等大事”。在一项教育议案获得通过后，哈里斯鼓励他宣布“1962年实现老人保健计划”。他建议发动一场3阶段进攻：“正面攻击美国医学协会为一股阻碍进步的势力”；“可能会把肯尼迪议案当作自己号召力量的······老年人”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然后“通过 3次独立的电视节目”直接向全国观众发出呼吁。鉴于1961年的国会结构，哈里斯的主意与其说是聪明政治手段的一种表现，倒不如说是表达了肯尼迪也有同感的愤懑之情，即总统没有能力在全国最急迫的2个社会需求方面、在能够为民主党于1962年国会竞选中赢得重大优势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肯尼迪虽然不情愿在秋天再次提出其中的任何一个议案，但他发誓明年要再次发动攻势。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3）…（图）
但是，最令肯尼迪恼怒的某过于民权领域。在1960年整个竞选期间以及在他担任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民权活动家们的充分理解。在观察了肯尼迪担任总统以来头几个月的表现后，马丁·路德·金预计，新政府将停留在“强有力地”争取“象征性融合的有限目标”。他告诉哈里斯·沃福德，“在大选期间，在我公开表示支持肯尼迪的时候，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具有那种智慧、技能和道义热情来实施我们一直在等待的领导风格，并做出任何一个总统都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在观察了他任职以来的表现后，“我确信，他具有那种理解力和政治技能，但迄今为止，我怀疑他并没有那种道义热情。”学生非暴力型统一行动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的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却不那么相信总统的良好意愿，认为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不过是“巧舌如簧、口是心非”。争取民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的创始人贝亚德·拉斯廷认为，肯尼迪是“很久以来我们遇到过的最聪明的政治家”。根据拉斯廷的说法，他会把黑人领袖们召集在一起，承诺帮助他们获得选民登记所需要的资金。一转过脸，他会拼命巴结“南方民主党人，给他们提供南方种族主义法官，以确保黑人得到的钱不会达到目的”。拉斯廷补充说：“这是所有总统的行径。他们给予你的尽可能少。而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是所有民族的总统，他们不得不满足各个群体······所以他们经常在权衡，如果我不采取行动的话，对我来说问题的压力在哪儿？”拉斯廷相信，“我们从肯尼迪那里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来自客观的形势和政治上的需求，而不是来自约翰·肯尼迪的内心。他是个保守派。”
在肯尼迪担任总统的头6个月里，大部分不满情绪集中在：他既不签署答应过的行政命令来废除联邦政府投资的住宅中的种族隔离政策，也不要求国会制订民权法律。他觉得这2项举措中的任何一项都一定会激怒南方人，并失去其他改革措施获得支持的所有机会。肯尼迪曾经批评艾森豪威尔拒绝就住宅问题采取行动，强调说这只需要大笔一挥，现在他开始在邮件中收到钢笔，提醒他在竞选活动中说过的话。作为回复，肯尼迪“不断嘟囔、取笑说，自己竟然会做出大笔一挥的承诺”。
5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任、美籍非洲人路易斯·马丁写信对特德·索伦森说，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表明政府“胆怯，不愿意全力以赴支持民权立法······他的政敌们现在正在取得一个机会，可以指控他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的不作为”。批评声激怒了总统和博比。他们认为自己在目前的局限性下正在为民权事业做出最大努力。事实上，当1月份的盖洛普调查询问南方的人们是否会有一天黑人和白人将共用公共住宅时，76％的人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所有其他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大多数人都没有很快实现这一点的心理准备。盖洛普调查问道，如果联邦政府资助教育，是否资金应当流入所有的公立学校，包括那些实施种族隔离的学校？在将近 7年前最高法院宣布“隔离而平等的”学校为违反宪法、全国2/3的人表示支持公立学校以及所有公共交通形式中废除隔离之后，68％的美国人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在5月和6月期间，在被问及是否应该在不远的将来竭尽全力实施种族融合时，只有23％的人表示同意；61％的人倾向于循序渐进的变革。肯尼迪兄弟两人与大多数人的心态相同，认为挑战南方种族隔离法律的和平示威行动只能是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融合。
但是，束缚他们手脚的不仅仅是公众舆论。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律师们认为，白宫在种族不公平问题上可以作为的局限性十分显著。司法部民权部门的负责人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告诉马丁·路德·金，立宪联邦制严格限制了政府在干预学校种族融合或警察暴力案件方面的权力。司法部惟一拥有的主要回旋余地在于保护选举权，而即便在这个领域，他们仍然不得不与南方当地官员在恢复黑人自由方面的阻力作斗争。
在3月和4月期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就全国内战委员会（National Civil War Commission）一名黑人委员在饭店就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该黑人计划参加萨姆纳堡战斗的纪念活动。肯尼迪给该委员会负责人尤利塞斯·S·格兰特三世（Ulysses S。 Grant III）将军写信，敦促他公平对待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这时，参加该活动的南方代表们公开谴责肯尼迪未经授权干涉一家私人拥有的饭店的行为。格兰特表示委员会没有义务干涉“种族事宜”，肯尼迪无法说服查尔斯顿的任何饭店满足自己的要求，纪念活动的晚餐后来决定转到附近的一个实施种族隔离的美国海军基地——肯尼迪为此大为尴尬，更加坚定了他回避“种族政治”的决心。
肯尼迪在1961年与马丁·路德·金的关系反映了政府在避免过多地卷入民权斗争问题上的欲望。金没有被邀请参加宣誓就职典礼，没有被邀请参加3月6日在博比办公室举行的民权领袖会议。正如金的传记作家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所说的，“金的名字在当时太敏感，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令南方政治家们大光其火的示威活动关系太密切。”3月下旬，当金要求私下会晤肯尼迪时，奥唐奈告诉金，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老挝、非洲、古巴和苏联的难题——总统不可能抽出时间会晤。到了4月底，白宫才同意在华盛顿的梅弗劳尔饭店（Mayflower Hotel）一个私人宴会厅里进行一次秘密的、非正式讨论，参加人员是金、博比、路易斯·马丁以及司法部的几个官员。会上，金非常谦逊、和蔼，结果他后来在白宫获得了与肯尼迪会晤几分钟的机会，而且博比向他提供了司法部官员约翰·西根萨勒和伯克·马歇尔的私人电话，说明他可以在选民登记人员无法联系上联邦调查局的时候随时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