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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艾家酱园以后，李艳华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还插上门，不让我进去。
我在厨房里一心一意地忙家务，先用吃过了油的细沙子炒熟一锅花生，又接着炒了一锅葵花子，晾在箩筛里，等它们冷却、变脆，再装进瓷罐。然后我用煤球另外生了一炉火，坐上汤锅，慢慢地炖鸡，炖猪肚和猪肺。这边的炉子上，我开始煎带鱼，做糖醋排骨，还用排骨的边角料剁肉馅，做了一盘金黄色的蛋饺。
在家务事上，我从小就比艾早心灵手巧。
艾早煎鱼会把鱼皮煎成一块破抹布，我不会，我煎出来的鱼两面焦黄，眼珠鼓突，嘴巴微张，表皮上鼓着细小的油珠，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是大饭店厨师的手笔。胡妈以前总喜欢说，拙妈妈养个巧女儿。她以为是李艳华不善家务，才把可怜的我逼成一把好手。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这样的。我喜欢做家务，是因为我喜欢一个人静悄悄守着一炉微红的火，喜欢等待炉火把锅中食物由生变熟的过程。
李艳华许久不从房间出来，我不放心，偷着从门缝里看了她一回。我发现她在翻箱倒柜，把她春冬四季的衣物统统摊开在床上，一件一件拎起来，对着镜子比试，搭配。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我妈妈那件墨绿色镶黑平绒的大衣刺激了她，她现在动足脑筋要临时搭配出更加出彩的一套。对于很多女人来说，穿衣打扮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问题，它背后隐藏的东西太多，多到能够把一个人的腰椎压折。
艾好蹑手蹑脚地推门进来。他嗫嚅道，是妈妈派他来邀请我们，晚上过去一块儿吃年夜饭。“妈妈叫你们去，要去的，她准备了好多菜。
去不去啊？ ”他把一段简单的邀请词说得支离破碎。
艾好才十四岁，可是已经长成了一个体重一百五十斤的肥胖少年。十岁那年他生过一场黄疸肝炎，住院两个星期，喝进去很多杯葡萄糖水，从那以后开始吹气球般地长胖。他面色苍白，行动迟缓，走起路来大腿根的赘肉互相摩擦，一条新裤子穿上身，总是裤裆那儿先磨破两个洞洞。大多数时候，他神情恍惚，不跟人搭话，仿佛生活与他无关，书本之外的世界统统都跟他无关。我妈妈曾经逼他学过一段乐器，吹黑管。以为他胖，肺活量大，先天有优势。
结果上了一星期课就鸣锣收兵了，原因是吹着吹着他就会缺氧，嘴唇青紫，咕咚地栽倒在地上，把老师吓一大跳。
艾好很听话，我妈让他等个“准信儿”，他就规规矩矩站着不走。我只好去敲李艳华的房门，告诉她我们被邀请的事。李艳华隔着房门回答我：“让艾好谢谢他妈妈，我们就不去了．晚上小晚爸爸答应了人家吃酒席的。”
晚上我们没有去吃酒席。没有哪家会在大年三十请人吃酒席。李艳华很早就让我闩上了院门。我们做了好几个不错的菜，还备了一瓶甜米酒，在桌旁坐着，等待张根本下班回来。
我们一直等到九点钟。桌上的菜总共热过两次，一条红烧桂花鱼因为反复回锅，已经被糟得不成样子，鱼肉和鱼骨全都分离，看上去像是一盘残汤剩羹。四邻八舍都在家里过年，空气中飘浮着鱼香肉香和酒的辣味。性急的小孩子迫不及待地在巷子里放起了鞭炮，笑声一阵阵地扬起来，又次第地沉下去。我看见李艳华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很虚浮，皮肤白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下眼睑鼓出两个半圆形的肿泡，嘴角缩起来，沿唇边有一圈细细的浅纹。
那一年她大概多大呢？ 四十岁吧？ 她好像是属兔子的。我不能确信。 ．她不断地对我解释着张根本的迟到：“一定是碰上案子了，脱不开身了。”说了很多遍之后，她自己也觉得不可信，便闭上嘴，靠在椅背上，茫然地看着桌上结了一层白色油脂的菜，目光中有一种孩童式的迷惘。
突然她肩膀抽搐了一下，哭起来。她哭得非常伤心，嘴紧紧地闭着，声音从鼻腔里喷出来，吭吭作响。眼泪和鼻涕同时聚在上唇，然后顺着两边唇角慢慢流到下巴，滴在衣襟上。她整张脸都显得浮肿，眼泡泛红发亮，鼻尖上的皮肤撑得透明，仿佛随时都会绽裂。
我坐着不动，看着她哭了一会儿，才起身递了一条毛巾给她。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她接过毛巾的同时，猝不及防地抓住我的手，使我吓一大跳。她的手柔软，冰凉，手指像紧缠的皮绳。我感觉非常紧张。
“小晚，张根本怕是出事了。”她抬脸，泪水模糊地看着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李艳华猜得很对，张根本是真的出事了。
世上没有什么比得上妻子对丈夫行踪的敏感，这是多少天多少年睡在同一张床上，肌肤相亲呼吸与共形成的猎犬般的本能，条件反射和嗅觉，日夜不停搜索的雷达网。
张根本出的是政治问题。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那天，他们公安局的一帮人在窑湾查案子，抓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乡村教师搞逼供信，那教师耿直仗义，不愿意配合他们往一个无辜的村民身上栽赃，结果被他们打得肝肾破裂而活活死去。全村人集体愤怒，连夜开着大型拖拉机长途跋涉往南京申冤告状。也是无巧不巧，村人们破衣烂衫在省革委会门前静坐时，偏偏就遇上了眼里不容沙子的军区司令员，司令员听完诉说，怒发冲冠，一个电话，青阳县革委会马上拘捕了从公安局长到下面打手的一千人等，顺便开始了对文革中本县公检法单位所犯罪行的全面审查。
打死乡村教师是导火索，中央形势大变、文革全面清算即将开始是风向，火借风燃，刹那间呼呼地点着了张根本。这个骄傲的人，嚣张的人，霸道的人，眼睛一眨，莫名其妙地就面临了灭顶之灾。
据说“公检法”部门的问题很多：文革中搞打砸抢的时候推波助澜；随随便便扣人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能枪毙人；开公审大会时让老县委书记“坐飞机”令老人血管破裂当场身亡；惯于搞逼供信致死人命多条；警车横行轧死过一个六岁男童；借出枪支参与文革两派大规模武斗；七六年借地震之乱居然强奸在押女犯；民愤极大、影响尤为恶劣的一件事，是他们在江边村追查一起杀人命案时，打死打残了四个嫌犯，两个证人，期间真正的杀人犯却潜逃回村，故意在他们眼皮下制造了又一起灭门惨案，而后远走天涯，至今都未能捉拿归案……
传言像地火一样在青阳城里嗤嗤乱窜。凶犯猖狂至此，公安部门的人无能至此，这些腰上挂皮套的除了鱼肉乡里欺压百姓，还能够干些什么？ 人们压抑了多年的对政局和社会的不满，此时一古脑儿地倾泻到了张根本和他的同事们的头上，县革会门口日夜不停地出现大字报小字报，强烈要求“斩除公安系统的黑手”，要“还全县人民一个清平世界”。
一整个春节李艳华都是躺在床上。她要求我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回来一条一条地说给她听。她关心其中有多少条是写张根本的，都写了些什么。每当这时候，她紧张得眼睛都不敢睁开，就差用被子蒙住脑袋。我忽然想起毛主席说过的一句无端自大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李艳华当然算不上老虎。她是纸做的人儿，立在桌上的时候娉娉婷婷，威风八面，风一吹过来，她就倒了，纸页散开，分崩离析。
她头晕，脸肿，嘴唇青得发灰，小便浓赤如酱油汤。她自己知道这是肾脏出了毛病，但是死活不去住院，怕熟人见着了拿她当话题。她心里明白张根本在青阳城里的的确确是横行霸道过的，也明白“落井下石”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几年之后她肾病加重去世，起因就在这一次劫难。
我妈妈送来一锅莲子红枣羹。她说：“我放了红糖。红糖养人。”
李艳华勉强坐起身，伸手去接我妈妈递过去的碗。她的房间因为门窗紧闭，有一股马桶间的污浊气，被窝热烘烘的，嘴巴里呼出的气息像煮熟的胡萝卜味。“我要怎么谢你啊？ 别人都巴不得躲事，你不嫌弃我。”她用目光去捕捉我妈妈的眼神。
“我们是姐妹。”我妈妈不看她的脸，敷衍了事地说了这一句。
李艳华不再出声，把那只盛着羹汤的青花细瓷碗端在手里。“好烫啊。”她嘴巴里吸了一下气，然后手一哆嗦，碗里紫红色的汤汁洒出来，一部分滴滴答答流在地上，一部分不偏不倚泼在我妈的衣服上。那件上身不久的墨绿色外衣前襟顷刻间缀上了一朵暗紫色的花。
李艳华很慌乱，“哎呀哎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