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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Kahneman：毫无疑问——如果存在一种偏见，就正是在这方面。除此之外，幸运的冒险家会利用“事后诸葛亮”来强化自己的感受，觉得自己的直觉非常明智。“事后诸葛亮”还增强了别人对这个人直觉的信赖。这是在许多组织中选拔领导人的真正危险之一：过分自信者被选中担任领导人。我们将领导力与杀伐决断联系在一起。对领导力的这种认识促使人们匆匆忙忙地做出决策，以免自己被认为是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一类。
Gary Klein：我同意。最具可信性的社会典范是约翰·韦恩1 ，他判断局势后会宣布，“我要这样做”——而你就会跟着他走。我们两人都很担心那些处在复杂局势中的领导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他们只是一味顺应自己的直觉，而不去监控它，也不去思考它。
Daniel Kahneman：不是约翰·韦恩，就要付出代价，因为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期望，要求领导人杀伐决断、行动迅速。我们深切希望，那些领导我们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必前思后想、顾虑重重。
《季刊》：谁会是你的“非约翰·韦恩”型领导人的典型代表？
Gary Klein：我曾在伊拉克遇到一位中将，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他第一年在伊拉克的精彩故事。他不断地学习他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的做法是，当他意识到自己错了时，就不断挑战自己的假设。到那一年的年底，他对于如何做事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他并没有失去信誉。我想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Lou Gerstner刚去IBM公司时的事。他进入了一个自己以前不了解的行业。他并没有假装了解其中的细微差别，而他却被视为具有聪明而开放的头脑，且很快就赢得了信任。
《季刊》：Gary，你刚才谈到想象一下一项决策可能不受欢迎的方式。这听起来使人联想到您的“事前验尸”技术。能否请您就此再多做一点介绍？
Gary Klein：“事前验尸”技能是一种让人们充当反对派，吹毛求疵挑毛病而不会遇到反抗的诡异方式。如果一个项目进展不顺利，就会开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讨论会，探讨在什么地方出了错，为什么这个项目会失败——就好像进行一次医学尸检。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事前做这件事呢？在一个项目开始之前，我们应该说，“我们正从一个水晶球中看未来，假定这个项目已经失败；这是一次惨败。现在，每个人花两分钟时间，写下你认为这个项目为什么会失败的所有原因。”
其基本逻辑是，如果你要向人们显示你的聪明才智，并不是通过你能拿出一个不错的计划，而是通过你能对这个项目可能失败的原因提出极具洞察力的见解。如果你使该技术成为自己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然后发起一个有趣的竞赛：“我希望提出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他人甚至都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从试图避免做任何可能破坏和谐的事情，到试图把潜在的问题揭示出来，这经历了整个动态变化过程。
Daniel Kahneman：“事前验尸”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我曾在达沃斯提起过它——所有荣誉都归于Gary——一位大型企业的董事长表示，为了这项技能就值得来达沃斯。“事前验尸”的优点是它很容易实施。我想，一般来说，对一项即将采纳的计划进行“事前验尸”，并不会导致其被放弃。但是，可能会以每个人都承认有益的方式对计划进行调整。因此，“事前验尸”是一件低成本、高回报的事情。
《季刊》：听起来，你们好像在“事前验尸”的益处和关于领导力的看法上达成了一致。在哪些方面你们的看法不完全相同？
Daniel Kahneman：我喜欢把一项解决方案列成检查清单；而Gary不喜欢这样做。
Gary Klein：我并不反对把高有效性环境中具有重复性的任务列成清单。我可不希望我的飞行员忘了填写起飞前的例行检查清单！但是，当你进入一种更复杂、更模糊的环境时，我对检查清单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你需要的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检查清单采用“如果/就”语句。清单告诉你“就怎么做”，但你需要的是确定“如果”——条件已经满足了吗？——的专门知识，在一个动态的、模糊的环境中，需要对这些条件进行判断，而且很难将其列入检查清单中。
Daniel Kahneman：我不同意。在不具备高有效性的环境条件下，正是你最需要检查清单的时候。检查清单并不能保证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会犯错误。但它可以防止你过于自信。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问题在于，人们确实不喜欢检查清单；使用它们存在阻力。因此，你必须把它们转变为一种标准操作程序——例如，在尽职调查阶段，董事会成员在批准一项决策前，需要逐项审核一份清单。这样一份清单是关于流程的，而不是关于内容的。我并不认为，你可以到处应用检查清单和质量控制技术，但在一些战略性环境中，我认为检查清单的方式值得一试。
《季刊》：当一位高管在做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时，在检查清单上应该有哪些内容？
Daniel Kahneman：我会询问信息的质量和独立性。信息是来自多种来源，还是仅仅来自单一来源，只是以不同方式进行了处理？是否有群体思维的可能性？领导人的判断是否有可能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我会询问每个数字的来源，我还会设法推迟决策团队达成共识。通过分解问题和保持判断的独立性，有助于消除判断中的关联性错误。
《季刊》：您能否解释一下您所说的“关联性错误”是什么意思？
Daniel Kahneman：当然可以。有一个经典的实验，要求受试者估计在一个透明的瓶子中有多少枚硬币。当人们独立地估计硬币数量时，其判断的准确性随着估计次数的增加而提高（取多次估计的平均值）。但是，如果人们在估计硬币数时彼此能听到别人报数，第一个人会影响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会影响第三个人，等等。这就是我所说的关联性错误。
坦率地说，我很奇怪，当你的决策团队对信息了解得相当充分时——比如说，他们已经阅读过所有的背景资料，在会议一开始就让每个人将自己的结论写在一张纸上的做法却没有更经常地运用。如果你不这样做，讨论中将出现大量随声附和的情况，而这会降低决策判断的质量。
《季刊》：除了检查清单以外，你们在其他重要方法上也存在分歧吗？
Gary Klein：在通过倾听直觉，或在有机会获得所有信息之前隐藏这些直觉是否能获得更多益处的问题上，Danny和我也有不同看法。业绩取决于拥有重要的洞见，并能避免犯错误。但我认为，有时候，你用来减少犯错机会的一些技术可能会妨碍获取洞见。
Daniel Kahneman：我的建议是，尽可能推迟说出直觉。以收购企业为例。最终将会归结到一个数字——收购目标企业需要花多少钱。如果你过早地得到一些具体的数字，你就会在这些数字上“抛锚”，而它们将会获得比实际应得的大得多的权重。你可以预先尽可能多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便在可以说的时候再说出直觉。
《季刊》：在决策过程中，什么时候是采取旨在消除偏见的干预措施的最佳时间点？
Daniel Kahneman：在当你决定需要收集哪些信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如果你正开始建立一个假设和计划收集信息，就要确保这一过程的系统性，以及收集高质量的信息。这一步骤应该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行。
Gary Klein：我不认为高管们应该说，“我有自己的假设，我只是需要寻找一些能支持它的数据。”我认为，这个过程更应该是，人们对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做出快速判断，这就使他们能够确定哪些信息与此相关。否则，他们就会陷入信息超载模式。他们不应该寻求对假设的确认，而应该使用源于自己经验的框架，来指导对信息的搜寻。当然，人们很容易忘记他们已经搪塞过去多少事情。因此，有一种可能的做法，就是设法为他们将他们的搪塞记录揭示出来——向他们展示一下他们已经搪塞过去的事情的清单。
Daniel Kahneman：我想补充一点，如果组织知道了领导人希望得到的答案，对假设的验证就可能会完全变味。你希望建立这样一种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在博弈的早期阶段，在整个机器都为其开动起来之前，就能发现某一个创意是一种糟糕的想法。
《季刊》：您对个人可以纠正自己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