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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把全国各地的“剿匪总司令部”改名“军政长官公署”，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正式倡议和解。
李“代总统”雷厉风行，树立不同于老蒋的民主形象。
李宗仁期望，自己以“代总统”身份名正言顺地登场，能够建立一支堂堂正正的第三力量。外有盟邦支持，内有独立势力，就能引导国民党、共产党走到谈判桌上，制止共军南下。
这时，果然有人出来讲话。
中国工程师学会致信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
可是，国民党大势已去，老蒋又祸尽第三方面，更多的人不肯为李宗仁出面。黄炎培就对张治中说：“我的朋友，被你们杀的杀，关的关……”
幸好还有一个人，专好在别人不说话的时候发言，这就是梁漱溟。
1946年调处国共谈判失败的梁漱溟，声明政治上“不行动”，隐居重庆著书。现在，《大公报》登门索稿，梁漱溟反而连续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等文章。
梁漱溟认为：挑起内战，责任主要在国民党，国民党自“代总统”李宗仁以下，统统应该辞职谢罪。但是，共产党也打了三年仗，也应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否认在一年内有民主和平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
梁漱溟这时出面讲和，形同挽救李宗仁政府。李宗仁极其器重这个广西同乡，要重庆市长买好机票催梁漱溟来南京斡旋，可是，梁漱溟又“不行动”了。李宗仁又派程思远带着钱去重庆邀请，梁漱溟留下钱办学，仍然不行动！
李宗仁礼贤下士。李宗仁特派甘介侯博士前往上海，主动支付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治病的全部费用，恳请张澜、罗隆基出面为他讲和。
其实，甘介侯的说辞，罗隆基早已从美国人那里听到了。罗隆基本来就认为，一统天下没有中间力量的位置，对立双方相持不下，才是中间力量扩张的好时机。如果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岂不给第三方面留下更大的活动空间？
做生意的总是不希望打仗。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也觉得李宗仁比蒋介石好，对工商界比较关心，又主张和谈。国共如果能够划江而治，大家就有生意可作。如果大打起来，美国人再扔原子弹，就会玉石俱焚……
形势比人强。尽管有人欢迎划江而治，但现在谁也帮不了李宗仁。
“代总统”的命令没有一项得到部下执行。“行政院”自行决定从南京迁往上海，又转广州。保密局只认蒋总裁，对于李宗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置之不理。
此时，共产党指挥的百万大军正饮马长江。
此时，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正紧锣密鼓。
1月19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的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了宋庆龄的安全，周恩来指示：“第一，必须秘密而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潘汉年在香港得到指示，即派情报人员华克之秘密携带信件，潜赴上海。此时，宋庆龄还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一般不会客。华克之按照潘汉年的布置，通过担任宋庆龄秘书的柳亚子女儿柳无垢，把信件交给宋庆龄。
国内外舆论正在关注孙夫人动向。经过反复思考，宋庆龄回复：此刻一动不如一静。
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先后三次致电上海。且月25日，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上海的张澜、黄炎培、陈铭枢、罗隆基。史良：“近闻敌方派人在沪活动，企图分裂民主阵线，淆乱社会视听，以自保全。诸公久居沪上，所闻所见，必更亲切。当能对反动派之阴谋彻底揭发，严于指斥，并请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坚持依中共所提八条，实现真正和平，彻底消灭中国人民之敌人。”
周恩来也致电上海吴克坚，要他说服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在1月22日声明的立场，不要再与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有任何分歧的言论和行动。
1月27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严正谈话：“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人（调解人）。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方可发表意见。”
这下李宗仁可急坏了，且月31日，以代总统身份亲赴上海拉人。
又是一次平行蒙太奇。同日，苏联特使米高扬到达西柏坡。
8．莫斯科来的秘密客人
1949年亚月3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见到苏共领导人。
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出过国，但毛泽东至今还没有离开过中国。
毛泽东身边有两位苏联医生，这两人兼管一部电台，负责中共与苏共的电讯联络。
毛泽东从陕北转移到河北，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斯大林，提出提早访苏，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它重要问题向苏共中央商量和请教；毛泽东还希望顺访东欧，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它工作形式；毛泽东将与任弼时、陈云同行，从哈尔滨出境到苏联……毛泽东态度相当坚决：“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
安排访苏的同时，毛泽东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刘仁，布置就召开政协会议问题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2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毛泽东计划，并指派两个苏联医生随行。
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
可是，5月10日斯大林又发来一封电报，以中国战事离不开为由请毛泽东推迟访问。当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毛泽东没有去西柏坡与中央前委会合，而是一直等在城南庄，因为从这里去苏联要近些。
5月18日，由于国民党空军轰炸城南庄毛泽东驻地，毛泽东才转移到西柏坡。
7月中旬，毛泽东收到潘汉年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详细得知香港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毛泽东开始布置迎接民主人士来解放区，要在秋天召开政协会议。
8月28日，苏联医生向斯大林发报汇报毛泽东访苏的讨论题目，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中，毛泽东要讨论的首先就是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9月28日，毛泽东又致电苏共：“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大老板”，是斯大林的代号。
香港的第一批民主人士于八天前在朝鲜登岸，这时，快到哈尔滨了。
苏联医生向莫斯科描绘了毛泽东的出行决心：毛泽东的行李箱已经装放东西，箱子里有一件特意缝制的厚呢子大衣，还买了一双毛泽东从来不穿的皮鞋……
可是，斯大林还是不答应毛泽东访苏。
什么安全问题，什么战事离不开，什么苏联领导人要下去征粮，所有的借口统统难以服人。
合理的理由是，苏共要避免国家关系上的被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中国联合抗日。战后，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斯大林承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国民党不能单独应付此局面，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1945年8月，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斯大林要求中共“参加蒋介石的政府”。
1948年即将过去，中共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夺取整个华北也是指日可待。
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已经从香港出发，而李济深的第三批也将于12月底之前出行。
1949年1月14日，苏共政治局讨论决定：派米高扬去中国。
毛泽东只得同意，但要求米高扬不要去哈尔滨而是直接到西柏坡来。
米高扬的飞机在石家庄降落，在进山的路途中，米高扬不时下车与群众接触。当翻译师哲问他为什么不注意保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