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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党内急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刘少奇强调：“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以后，按照中央分工，刘少奇着重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东北工业区工作的张闻天也着力研究经济问题，1948年9月，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报送中央，经刘少奇认真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实际是城市工作会议，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的刘少奇，又在全会讲了城市工作。会后，中央要求刘少奇继续注意研究城市问题。
随着战争的迅速进展，中国的大城市像熟透的果子，一个一个落在共产党手中。但是，党的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的矛盾也日见突出。
天津问题最明显。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解放后社会秩序迅速好转，生产秩序却恢复得很慢。不少工人和店员误以为革命成功之后要像消灭地主一样消灭资本家，自发开展对资本家的清算斗争。分资产、涨工资，吓得资本家不敢开工，有的甚至把资金转到香港，全市私营企业开工不足30％，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刘少奇曾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刘少奇的新婚妻子王光美是天津人，由于刘少奇主抓城市经济工作，于是，被中央派往天津视察。
刘少奇到天津自有便利之处。在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眼中，刘少奇之行也可以看作走亲戚，不像别的共产党人那样可怕。刘少奇的岳父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妻见王光英就是一个资本家。王光英反复思忖，初见这个共产党领袖妹夫应该送什么礼物？最后，他决定送刘少奇一条羊毛围巾。就是这条围巾，“文革”中竟然成为王光英的一条“罪状”，说“刘少奇被资本家的一条围巾套住了脖子！”
刘少奇没有首先走亲戚，一到天津，他就深入中纺一厂、东亚毛纺等十几个工厂之中，迅速摸清情况，提出对策。
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央的“四面八方政策”，强调全面照顾，重点解决劳资纠纷。在干部会议上，在民族资本家会议上，刘少奇反复阐述：“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
刘少奇劝说工人从长远利益出发处理劳资纠纷：“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刘少奇尖锐鲜明地阐述“剥削”问题：“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剥削他，他舒服，不剥削他，他不舒服。”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效果显著。4月10日到达，5月7日离开，到了6月，天津的外贸进出口总值就相当于历史最高年份的144％；7月，财政出现盈余；一度经济困危的天津，当年拿出6。4亿万元（旧币）支援河北灾区。
当时，毛泽东认为，虽然“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但刘少奇去天津的工作经验，对全国接管城市很有指导意义。
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看到刘少奇的讲话很受启发，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鉴于中共中央曾规定各地必须允许党的干部直接向中央反映问题，邹大鹏就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了东北的问题。
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列举自己在天津视察期间发现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表现及其危害：“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
刘少奇指出这种倾向的危害：“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违反的。”
刘少奇更有针对性地指出：“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
毛泽东很重视刘少奇起草的电报，审阅修改后，批示转发各中央局、各大城市市委、各野战军前委。毛泽东要求各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从刘少奇天津讲话引发的中共中央电报，对于纠正党内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对于稳定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接管的城市，没有出现大量资金外逃，没有出现大批工厂停工，从而证明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而且有能力搞建设。
但是，当时的东北局书记高岗，却由此记下一箭之仇。
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曾对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刘少奇要求对资方不要讲斗争，以团结资方，搞好生产。黄克诚则认为应该是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
5月，黄克诚到北平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毛泽东招待这位城市主管的饭菜还是简单的四菜一汤，只是，两人都是湖南人，多放一些辣椒。边吃边聊，毛泽东忽然放下筷子问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当时，刘少奇有句名言：现在可以开始建设了。
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
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黄克诚顿时感到，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当面考试……
不知毛泽东是否也对其他干部进行过这样的考试。后来，机灵的高岗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有差距，决心加以利用。1953年，高岗发动反对刘少奇的非组织活动，为刘少奇列举的罪名之一，就是天津讲话的“右倾”。
在批评高岗、饶漱石错误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此发言：“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
1949年上半年的中国共产党，上下齐心夺江山。尽管有人心存芥蒂，但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高度一致，在召开新政协的筹备中也高度一致。天津的宋裴卿、上海的荣德生、香港的简玉阶等一些著名工商业家还成为政协代表。
中共历史上的领导人从来是忙碌的，但此时的五大书记不是忙于党内斗争，而是忙于民主阵营的团结工作。再忙，心情也是愉快而轻松的。
6月9日，毛泽东派人慰问正在养病的任弼时，还特意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赏。
3．诗人的牢骚
1948年下半年，周恩来担心的主要是各地的民主人士能否来解放区；1949年上半年，周恩来的担心却是民主人士来了以后能否实现团结。
老朋友柳亚子就在闹情绪。
柳亚子万万没有想到，来解放区的路上春风得意，进了解放区的地盘却无事可作。
早些时候，中共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领导人商定：新政协代表，每党推举六人参加。在柳亚子到达解放区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陈助先、梅龚彬、朱学范六人为代表，同时，也提出希望增加何香凝力p亚子、张文三人。
这样满怀希望来到北平的柳亚子，反而不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柳亚子怎能服气？
1948年1月民革组建时柳亚子是核心人物，被公推为秘书长，目前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如今怎么连个民革代表都当不上？
1948年5月中共邀请各党派领导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上，柳亚子名列第五，怎么如今连出席新政协筹备的资格都成问题？
柳亚子也是个潇洒的人，民革秘书长当得不顺心，可以辞职组织诗社。新政协筹备代表落选，还可以参加文艺工作。可是，北平的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柳亚子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柳亚子的位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