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诹偈碧蹩睢罚ㄕ飧鎏蹩睢傲偈薄绷怂氖哪辏�1992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蒋介石严令勘平“共匪”，连中间派民盟都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被解散，谁还敢公开响应中共？
可是，蒋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香港。
尽管这里的贸易倚重内地，尽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华人，但是，由于香港处于英国管辖之下，因此，权力再大的中国当局，对香港也是鞭长莫及。香港似乎成了中国政治的中立地带，也成了在国内遭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天堂。在这里，骂骂内地当局无人干涉，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秩序，港英当局尽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台政客在这里还会受到礼遇，兴许他不久又会回内地掌权。港英当局也要长期投资。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也是个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袭取广州。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把香港作为秘密通道，领导广西起义的邓小平五次经由香港。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奔日本占领军经由香港，白求恩等外国志愿者进内地支援抗战经由香港，宋庆龄等海内外著名人士的“保卫中国同盟”设立在香港。
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内地商贾纷纷逃避香港，许多民主人士也避难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区，除国共两党以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大多聚集于此。
因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
潘汉年长期在中共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上海局兼管香港分局，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现许多报纸。这些报纸都有不说出不道明的政治背景，圈内人知情：《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办的，《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光明报》是民盟办的，《文汇报》是民革办的，还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等。
《华商报》五楼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主人杨乔躲在其中掌管秘密电台。《华商报》通过这个空中渠道，获取河北传来的新华社电讯，截获西方电台信息。后来，为了躲避港英警方的侦听，秘密电台又搬迁到坚尼道何香凝的旧宅。
《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中共“五一口号”，立即在显著地位刊登。虽然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不登，中间立场的《大公报》、《星岛日报》也视若无睹，但是，“五一口号”的重要信息，还是在海外无胫而行……
1948年的香港远没有后来的繁华。山脚是贫民聚居区，简陋的木屋凌乱交错，比内地的小镇还差。山腰有一种独特的建筑，三开间、四层楼，虽然狭窄，却也是现代砖砌楼房，内地避难来人大多住在这一带。
只有在山顶，才显出殖民城市的豪华风范。一幢幢欧式风格的花园洋房，高居于贫民窟之上，俯瞰着蓝色的维多利亚湾。可是，这里是不准华人居住的欧人区。
山腰的罗便臣道藏龙卧虎，111号是著名将领蔡廷锴的住宅，不远处的92号，一幢两开；司三层高的小楼被称为“李公馆”，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就住在这里。
李公馆往来无白丁，与会者多为中国政坛名人。
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操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四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
由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连续两天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戴眼镜的郭沫若激动地说，“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中共同步拒绝与会。1947年2月9日，郭沫若在南京出席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大会，国民党特务冲击主席台施暴，多亏群众掩护了郭沫若，可是，与会的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却被当场打死。为了郭沫若的安全，中共特派叶以群护送他到了香港。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声望显著，常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被黄炎培戏称为“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
“伪国大，伪总统，蒋介石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我们现在要挖蒋根！”三缕胡须的谭平山一发言就激动。
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体。1945年谭平山又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蔡廷锴挺着职业军人的身板，坚决地说：“八年浴血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把全国拖进内战的火海。我早就提议召开新政协，共产党和我想到一处了！”
外号“高佬蔡”的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老蒋的眼中钉。1946年，蔡廷锴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就迁到香港活动。他还出资支持香港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还有另一个“民主促进会”，194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民进领导人马叙伦曾率领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1947年冬，中共地下组织帮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听等到达香港。
戴黑框眼镜的马叙伦庄重地说：“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
民进的另一位领导人王绍鏊提醒：“我们现在召开的政协不是过去那个旧政协，新政协不准反动分子参加！”
当年，多少民主人士怀着对和平民主的期望，热诚参加国民党提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承想，国民党连自己举起的民主招牌都要丢弃，没多久就发动全国内战。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从此得到教训D，再也不受国民党假民主的愚弄！
与会者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门口的警卫都是他的手下。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
致公党是历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前身，是美洲旧金山致公堂，历史悠久的洪门团体。致公堂虽然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组织，却很早就支持祖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曾加入致公堂，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整顿组织，制定章程。1946年初，致公党总部在香港恢复活动，这个最早支持国民党的党派也投入反蒋阵营。致公党组织不乏武林中人，在间谍横行的香港，主动充任民主党派活动的护卫工作。
李章达发言出口成章：“封建独裁势力，纵使改头换面，必须拒绝！帝国主义侵略，无论日本美国，必须铲除！中华民族该翻身了！”
李章达代表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起的初衷是动员人民抗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准人民抗日，悍然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举国激愤，救国会“七君子”闻名海内外。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愿发动清共，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1928年，在宋庆龄、陈友仁的支持下，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反对假托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号召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从此，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党派，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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