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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厄——痛苦的概念包罗了所有种类的存在者的所有前生的过去痛苦，所有来生的将来痛苦。
让—弗朗索瓦——可是这些基本痛苦，如出生、贯穿交织着人们所能想像的一切消极行动和无用感情的一生、疾病、死亡，可以在一些或多或少悲剧性的条件下承受。人们可以指责科学的、技术的和唯物主义的西方丧失了对某些价值的感觉，但当我看至帅D德满都街道里日常生活的景象时，尽管人们说到西方经济的诸多失败、失业率的庞大等等，一个法国的失业者与一个尼泊尔的工作者相比仍然还是一个百万富翁！在尼泊尔，每月五百法郎就被视为一份不错的工资，二百法郎乃是通常的工资。在西方社会的人类生活条件，虽然有它的种种不足之处，终究还是消除了——甚至是在我们所称的那些“被排除在外者”身上——某些形式的痛苦，堕落，根生的、残酷的生理不幸，而这一切还继续在东方存在并增长。我仍然觉得，“实用的”治疗方法这个概念在佛教中有些被忽视了。其实在哲学的意义上，人类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人们完全知道，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可能在心理上比一个尼泊尔的搬运工人更加不幸。一个人可能已是一个罗斯柴尔德①了，还因绝望而自杀，正如人们在一九九六年看到的。但是，日常的痛苦和幸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取决于许许多多别的因素，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因素。
①为一源于德国的犹太金融家族，该家族成员分布于英、法、德等国，主宰欧洲金融长达二百年。一九九六年七月八日，英国的纳坦·梅耶尔·罗斯柴尔德父子银行（Bank N。M。Rothschild＆Sons）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四十一岁的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Amschel Rothschild）被发现死在巴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七月十一日，法国警方认定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系自杀而死。此前，有分析家曾认为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极有可能继埃夫林·德·罗斯柴尔德爵士成为该银行的董事长。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自杀一事在西欧引起不小的震动。
马蒂厄——应当小心对于加德满都街道的非常闻名并且非常令人遗憾的肮脏作过于匆忙的判断。和许多东方城市一样，加德满都正遭受着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扩散，这种扩散一方面是由于与飞速发展的人口相联系的农村的日益贫困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那种——当然常常是受欺骗的——对于在城市中更好生活的希望。印度或尼泊尔的贫困固然理所当然地震撼我们的感觉，但是在作这种总之是相当平庸的证明的同时，人们常常极有可能对于近五十年来取得的进步一无所知。尤其是印度，为自己制定了一套民主政体，许多低种姓的印度人不仅可以受到教育，而且上升到一些一直到目前都是为高种姓出身的人保留的职业。在印度仍有很多穷人，但是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有着一种舒适的生活。不应该忘记，你提到的我们的西方同胞所享受的社会成果是一种近期的现象，它开端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于像尼泊尔和印度一样贫穷的国家，要让这样代价高昂的社会福利在不久的将来被推广到正以惊人节奏增长的全部人口中，是不可设想的。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够这样做的财源。巴黎和伦敦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简直就是垃圾堆，但是精神性也同样不是应受指责的。我不认为佛教忽视了实用的治疗方法，而是由于地理、气候和人口的条件，在东方，要对更为巨大的贫困进行斗争。
至于战争的痛苦，受折磨者、受压迫者的痛苦，这是人们几乎每天都不幸地体会到的痛苦。它们是结果，是无知的不幸果实。面对它们，每一个佛教徒、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尊重自己的人类存在者——不论他信还是不信宗教——都有义务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人。对于一个信教者而言，这属于精神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而对于一个不信教的人来说，这是心灵的高贵品质的自然表达。一个心中印着仁慈的存在者会尽可能地给正在挨饿的人以食物，为受寒冷者提供栖身处，为受疾病折磨的人提供药品，等等。不这样做，就是缺乏一切人类责任感。
让—弗朗索瓦——那么，我们又回到了道德的问题上来：你刚刚描述的是一种值得高度赞誉的行为表现，我认为，其特点与西方中世纪的圣徒和行善者们行为的特点有些相近。那些人被基督教仁爱的情感支持着，虽然被贫困与痛苦的海洋包围着，自身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却尽一切可能，去减轻穷人、乞丐、病人。麻风病患者的痛苦，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减轻他们的不幸。另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的观念，即是应该改革制度本身，创造一种新形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这种不幸被消灭，并且不再简单地从属于某一个个体对于这一个或那一个个体的仁爱。在佛教中，对于人类存在者而言，痛苦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自己的思想失去了控制。但是仍有一些客观的痛苦，它们完全不是因为这原因才来到的。
马蒂厄——当然，而且我们刚刚谈到了痛苦的另一些形式。可是，一场战争，如果不是由于敌意的和仇恨的思想，它怎么会开始？
让—弗朗索瓦——是的，我完全同意。
马蒂厄——而且为什么人们说西藏人从总体上来看就是一个和平的人民？
让—弗朗索瓦——当然。
马蒂厄——这正是因为从根本上说，除了战争；还存在着一些别的解决争端的手段，而这些别的手段在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中都有着可见的影响。
让—弗朗索瓦——关于这方面，完全正确。
马蒂厄——这是一种特有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特有的生存观念的实际后果。
让—弗朗索瓦——是的，然而，统治着南亚的贫困并不惟独归因于战争，它归因于某种发展的缺乏；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没有控制经济结构，以及人们也许还忽视了科学的技术应用。客体的科学由于精神的科学而遭到蔑视。许多的痛苦在西方社会消失了，因为人们将客观的科学应用于客观的现实中。我们举疾病为例。不可争辩的是，在西方，人类生命的不断延长是由于疾病被越来越好地治疗。病人不论有多穷，都会受到一整套社会保障的保护，而这些保障是代价高昂的，这一事实证明团结、人道也是西方的美德。这些社会保障并不取决于某个个体的决定或仁爱，它们形成一套体系，一旦有人生病，这套体系便自动运行起来。技术，也就是科学的成果，也帮助减轻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疾病的不幸也带来一些强烈的精神痛苦。所以，人们在此从病痛可触及的也就是外在的现实方面来谈论疾病。
马蒂厄——我相信，当医学进步、人道帮助机构、社会互助、物质发达和科学发达有助于人们减轻痛苦时，任何一个佛教徒都不会对它们的益处提出怀疑。为给你举例表明佛教团体的态度，我要提一提斯里兰卡，这是一个佛教徒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它拥有南亚最高的扫盲率和一套令人关注的医学设施。斯里兰卡也是惟一的通过控制出生而得以控制住人口膨胀的南亚国家。这些进步是由一个世俗政府实现的，但这政府中的绝大部分成员是佛教徒。在泰国，一些佛教僧侣在与毒品灾害和艾滋病的斗争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他们的一些寺院中，他们收留了一些被自己的家庭抛弃的吸食毒品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完全信奉佛教的国家不丹将其预算的百分之三十用于教育，这个百分比也许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它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环境遭到破坏之前即实行非常严格的环境保护计划的国家之一。狩猎与捕鱼在这里和砍伐森林一样被完全禁止。
所以不应当堕入任何极端。当物质进步像这样有助于治疗痛苦时，拒绝或轻视它都是可笑的。可是相反的极端也同样是非常不健康的。为了一种纯外部的发展而忽视内部的发展，长期下去，会有一些更加有害的后果，因为由此而生出不宽容和好斗性，于是便有了战争；生出难以满足的占有欲，于是便有了不满，生出对于权力的追逐，于是便有了利己主义。理想的方法是明智地利用物质进步，而不要让它侵入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行动，同时优先考虑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类存在者的内部发展。
印度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人们重视精神价值！贫困在这里如此广泛是因为有着九亿五千万居民，而在这人口过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