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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贝舒回答道，“保罗·埃斯坦被一件致命的工具击中太阳穴，大概只击了一下就打死他了。这里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只是保罗·埃斯坦的手表碎了，指针指示四点五十五分，也就是说在那四个玩牌的人离开二十分钟以后。没有任何偷窃的迹象：戒指、钞票，都没有不见。总之，没有迹象表明有袭击者，约瑟夫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岗位，外人不可能进入与离开候见厅。”
“那么，”巴尔内特说道，“毫无线索吗？”
“还是有的。”
贝舒犹豫了一下，又高声说道：
“有线索，甚至是很重要的线索。那天下午，一位鲁昂的同行告诉预审法官，圆形房间的阳台跟邻近楼房四楼阳台相距很近。检察官们来到那栋楼房调查，四楼的住户是富热莱工程师。他从早上起就不在家。富热莱夫人把检察官们领到她丈夫的房问。这个房间的阳台跟圆形房间的阳台接近。你看，巴尔内特。”
巴尔内特走过来，说道：
“相距一米二左右。很容易越过，但是没有什么证明有人曾经越过。”
“有证明，”贝舒肯定地说。“你看见沿着栏杆放着一排准备种花的木箱里，还保存着上个夏季的泥土吗？搜查过这些栽花箱了。其中最近的一个，差不多装满泥土，在表面一层新近翻动过的泥土下面，藏着一只指节防卫器。法医证实，受害人的伤口跟这个器具的形状完全吻合。在这金属器具上没有找到任何指纹，因为从早上起雨下个不停。但是对富热莱工程师的控罪看来已成定案。他发现保罗·埃斯坦正在被照亮的圆形房间里，就越过阳台，然后作案杀人，再把凶器藏起来。”
“但是，为什么他要作案杀人？他认识保罗·埃斯坦吗？”
“不认识。”
“那么为什么呢？”
贝舒打了个手势。富热莱夫人往前走来，她听见了巴尔内特的提问。她忧愁痛苦的脸部皱缩着。因为失眠，她眼皮干涩，难以睁开，露出倦意。她极力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声音颤抖地说道：
“这该由我来回答，先生。我用几句话，绝对坦诚地回答，您就会明白我的恐惧。不，我的丈夫不认识保罗·埃斯坦。但是，我却认识他。我在巴黎遇见过他好几次，那是在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家里，他很快就向我求爱。我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厚，做个好妻子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极力抵制保罗·埃斯坦对我的吸引。我只是同意在附近的乡间见过他几次。”
“您给他写过信吗？……”
“写过。”
“那些信在他家的人手里吗？”
“在他父亲手里。”
“他的父亲要不惜一切代价报仇，威胁您说要把那些信交给法院？”
“是的。那些信证明我和他的关系是无可指摘的。但是，那些信终究证明我背着丈夫见过他。其中有一封信内写着这样的话：‘我求求您，保罗，请您理智些。我的丈夫妒嫉心特别重，又很粗暴。如果他怀疑我有冒失行为，他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于是，先生，……这封信又给控告增加了新的分量，不是吗？……妒嫉，正是人家寻找的动机。这将解释谋杀和在我丈夫房间前面发现了凶器。”
“但是，夫人您肯定富热莱先生毫无嫌疑吗？”
“毫无嫌疑。”
“那么，您认为他是无辜的？”
“噢，毫无疑问。”她激动地说道。
巴尔内特盯着她看，他明白这个女人的自信大概感动了贝舒，以致他倾向于帮助她，不顾事实，不顾检察官们的意见，也不顾他谨慎的职业习惯。
巴尔内特又提了几个问题，长时间地思考着，然后总结道：
“我不能给您任何希望，夫人。从各方面的情况考虑得出的必然结果来看，您的丈夫是有罪的。然而，我将试一试，推翻这个必然的结果。”
“请您去见见我的丈夫，”富热莱夫人恳求道，“他的解释将使您……”
“没有用，夫人。从一开始我就认定您的丈夫与此案无涉，我顺着您所坚信的那方面去努力，唯有这样，我的帮助才是正确的。”
谈话结束了。巴尔内特立即投入战斗，由贝舒警探陪同，到受害者的父亲家里去，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
“先生，富热莱夫人委托我前来交涉。您是不是把她写给您儿子的信全都交给了检察院？”
“今天要交，先生。”
“您不迟疑地使您儿子最爱的女人名誉受影响，把她毁了？”
“如果这个女人的丈夫杀死了我的儿子，正是为了这个女人，我感到遗憾。但是为了我的儿子，这个仇是要报的。”
“请您等五天吧，先生，下星期二，凶手就会被揭穿。”
这五天里，吉姆·巴尔内特的工作常常使贝舒警探困惑不解。巴尔内特亲自去或者叫贝舒去做不寻常的交涉，询问与动员许多下级职员，花费了大量金钱。然而，他似乎不太满意，而且跟他平时的习惯相反，总是沉默寡言，脾气相当暴躁。
星期二早上，他来见富热莱夫人，对她说道：
“贝舒从检察院获悉，马上就要演示案发那晚的经过情形。您的丈夫将被传唤。您也要到场。我恳求您，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您都要保持镇静，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她悄声说道：
“我可以抱希望吗？……”
“我本人一无所知。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把赌注下在‘您的确信’上，也就是说，下在富热莱先生是无辜的这点上。他的无辜，我尽量通过论证一种可能的假设来加以证明。但是，这将是艰巨的。即使我发现了真相，就像我相信的那样，真相可能在最后一刻都无法大白。”
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检察长和预审法官都很认真，只注重事实，而不依照先入为主的意见去解释事实。
“跟这些人打交道，”贝舒说道，“我不担心你会跟他们有冲突，也不担心你轻易嘲笑人，巴尔内特。他们非常友善地给我随意行事的一切行动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你随意行事的自由，请你不要忘记。”
“贝舒警探，”巴尔内特反驳道，“我只是在对胜利确有把握的时候，才会嘲笑的。今天的情形却不一样。”
第三个大厅里挤满了人。法官们在一边交谈，就在圆形房间的门口，他们进了那房间，不久又出来。工厂主们等待着。警察和警探来来往往。保罗·埃斯坦的父亲和服务员约瑟夫在一旁站着。富热莱夫妇待在一个角落，丈夫脸色忧郁，惶惶不安，妻子比平时更加苍白：大家知道工程师必然会被逮捕。
一个法官走向四个玩牌者，对他们说道：
“先生们，预审即将进行，要重演那个星期五晚上聚会的情景，因此请你们再坐到那张桌子周围，跟那个晚上一样玩牌。贝舒警探，您来当庄家。您已经请四个先生带来跟当晚数目相同的钞票了吗？”
贝舒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在中间就座，阿尔弗雷德和拉乌尔·迪潘坐在他左边，路易·巴蒂内和马克西姆·蒂耶埃坐在他右边。桌子上放了六副纸牌，他洗牌，然后发牌。
出现了奇怪的事：跟发生惨剧的那天晚上一样，形势对庄家有利。庄家口舒跟保罗·埃斯坦一样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当他翻出“八”或“九”，“劈柴”就轮流出现在两个押注的赌盘上，牌局就这样有规律地进行着，运气坚持一股冲劲，总之，没有上次玩牌时的那些停顿与转变。
这种连贯性，可以说是机械性的，似乎由于某种巫术在作怪，四个玩牌的人越是反复受到同一事情的冲击，就越发困惑不解。马克西姆·蒂耶埃心慌意乱，已经两次失误。吉姆·巴尔内特很不耐烦，专横地代替他，坐在贝舒的右边。
十分钟以后——牌局进展得很快，什么也不能使其放慢速度——四个人从皮夹子里拿出的钞票，有一半已经堆放在绿毯上，就在贝舒的面前。马克西姆·蒂耶埃，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