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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拉尔迪夫人。
于是立即展开了一场战斗，死者丈夫方面怀着仇恨而态度激烈，法院方面也很激烈，某些内阁部长对德罗克议员的败诉感兴趣，更是推波助澜。这无疑是件劫持案，既然让·德罗克穿着蓝色衣服，戴着圆顶黑礼帽，跟袭击克里斯蒂娜·韦拉尔迪的人穿着一样。至于谋杀案，农民们的证词不容置疑：他们亲眼看见一个男人的手在推那个女人。已经提议撤销议员的豁免权了。
让·德罗克的态度，给控告增添了特别的分量。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绑架与非法监禁。但是他坚决否定农民们的证词。据他讲，是韦拉尔迪夫人自己跳出车外的，而他却没能拉住她。
对于这次自杀的动机，劫持的情况，失踪后两天里发生的事情，驾车经过的地区，在悲惨结局出现之前的波折，他固执地闭口不谈。
人们不能确定他在哪里又是怎样认识韦拉尔迪夫人的，甚至不能证实她认识他，因为金融家韦拉尔迪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交往。
如果人家向他问个不休，他就回答：
“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随便你们相信什么。随便你们怎样处置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什么也不说。”
他拒不接受国民议会的审查委员会的讯问。
第二天，包括贝舒在内的警务人员来按他住所的门铃，他亲自开门，并宣称：
“我准备跟先生们去。”
警探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在他书房的壁炉内，有一堆灰烬，证明他已经烧毁了许多纸张。人们还搜查了抽屉，搬空了箱柜，把书柜里的书翻得乱七八糟，把文件用绳子捆成捆。
让·德罗克漠不关心地旁观这令人厌烦的搜查工作。整个过程中，只出了一件事，突如其来而又意味深长。贝舒比同事们更加能干，在一个放零碎杂物的盘子里，找到一个薄纸卷，那好像是偶然丢在那里的，贝舒正要检查，让·德罗克扑过去，从贝舒手里把纸卷抢过来。
“您很清楚，这东西微不足道！这是一张照片……一张旧照片，它跟衬纸板脱开了。”
贝舒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尤其因为他看出德罗克情绪激动特别反常，他想把那纸卷再夺过来。但是，议员已经跑出去了，并顺手关上了房门，进入由一位治安警察①把守的相邻的候见室。贝舒和同事们在那候见室追上了他。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警察检查了让·德罗克的口袋，那个包着照片的纸卷却没有找到。人们问那个拦住逃跑者去路的治安警察，他说没有见到那张照片。警察出示了逮捕证以后，议员德罗克就被带走了。
①原文le gardien de la paix，一般译为“治安警察”，而本故事里的这个警察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市内交通秩序。——译注
这就是悲剧的大致经过。当时它引起许多谣传（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就不必重提那尽人皆知的细节，也不必注意没有贝舒干预就毫无结果的预审记录了。现在根本不是要弄清楚德罗克案件，而是要强调导致公开结果的隐秘的次要情节，同时结束贝舒跟对手即私家侦探巴尔内特之间的决斗。
这次，既然他从与巴尔内特的赌博中，已看出对方攻击的办法，既然这一局是在贝舒的地盘内进行的，贝舒手中至少有一张大王牌。第二天，他由警察局长亲自指派，到德罗克将军家去按门铃。
一个大腹便便的仆人，从他穿的黑色外套来看，样子像个外省的公证人，给贝舒开了门。他领贝舒进了屋。贝舒从两点钟到三点钟，都站在一个窗户后面，窥伺着特罗卡德罗广场。那个波希米亚女人根本没有在广场出现。她第二天也没有来。巴尔内特也许有所防备了。
贝舒得到德罗克将军同意，继续耐心守候。将军身材瘦长，神情坚毅，穿着灰色礼服，仍保留着资深军官的风度，平时冷淡寡言，但是在某些激情的支配下，却非常兴奋而又言辞激烈。然而，他对儿子倾注了极大的亲情。他完全相信儿子是无辜的。他一到巴黎，就对报界发表声明，使舆论界大受感动。
“我儿子不会做坏事。他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过分正直。他特别认真，可以完全忘记自己以及私利。他太憨直，我都不去他的囚室看他，也不跟他的律师交谈，我根本不考虑替他求情。我来巴黎不是为了跟他共同商议，而是为了替他辩护。人人都会维护自己的名誉。如果他的名誉受损，我的名誉就要求我不让我们的姓氏受到污辱。”
后来，在人们连珠炮般向他提问的那天，他大声疾呼道：
“你们想要我谈自己的看法吗？我的看法非常直截了当。我的儿子没有劫持任何人：有人心甘情愿跟随他。他保持沉默，是为了不牵连已经死去的某个人，我确信，他跟那个人有亲密的关系。让人们去寻找吧，会找到答案的。”
他也在拼命地寻找，他对贝舒说道：
“我差不多到处都有能干而又忠诚的朋友致力于这次调查，结果跟您的调查一样有限。警探先生，因为我们跟您一样，只缺少一件证物，即那张有名的照片。整个案件的关键就在这里。您不是不知道，金融家韦拉尔迪和我儿子的政敌形成了一种阴谋同盟，他们得到某些政府成员的帮助，为的是要找到可以使我儿子身败名裂的证据。人们在他的公寓房里翻遍了，搜查了整栋房子。韦拉尔迪给提供有用线索的人以重赏。让我们等待吧。在我们的目的达到的那一天，将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儿子清白无辜。”
对于贝舒来说，能否证明将军的儿子清白无辜，并不重要，他的任务在于截取那张照片。他仔细思量，如果照片是有利于德罗克议员的证据，那么他的敌人就会使照片销声匿迹。因此，贝舒受制于他的职责，就得继续监视。他等待着那个波希米亚女人，她却没有来。他监视巴尔内特，也不见他人影。他记录了德罗克将军讲的话，将军讲述了他所作的努力、他的失望与希望。
一天，那位退休将军若有所思地把贝舒叫来。有了新情况。
“警探先生，我的朋友和我一致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对照片失踪发表意见，那就是逮捕我儿子那天拦住他的去路的治安警察。然而，那警察的名字，谁也没能告诉我，真是奇怪。他是临时从警察分局借调来增援的。他出了什么事？大家不知道，至少您的同事们不晓得。但是，你们上级知道，警探先生，我们肯定这个警察受到了讯问，被日夜监视着。他的家好像被搜查遍了，家里所有的衣眼、家具通通被翻过。我可以对您讲出负责这次监视的警探们的名字吗，贝舒警探？”
贝舒既不承认也不否定。将军随即大声说道：
“贝舒先生，您的沉默证实我的情报是有价值的。我肯定有人希望给我的情报接续下文，有人有权批准您把那个警察领到我这里来。请通知那当权的人。如果他们拒绝的话，我就考虑……”
贝舒自愿承担了这个任务。他的计划没有实现。巴尔内特怎么样了？他在案件中扮演什么角色？巴尔内特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人，当人们突然面对他时，那就太迟了。
上司让贝舒全权处理这个案子。两天以后，将军的贴身仆人西尔韦斯特，把贝舒和治安警察兰布尔领进客厅，兰布尔身着制服，腰间佩带着手枪和白色警棍，样子心平气和。
会见进行了很久，却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兰布尔明确表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然而，他透露了一个细节，让将军明白了他为何受到监视：他是靠议员德罗克的庇护才得到现在这个职位的，他们是在团队里相识的。
将军哀求，发怒，威胁，以他儿子的名义讲话，兰布尔均不为之所动。他说没有见过那张照片，德罗克议员当时在激动之中也没有认出他来。面对这场令人疲倦的持久战，将军不得不撤退。
“谢谢您，”将军说道，“我愿意相信您讲的话，不过对您和我儿子的关系如此巧合，我仍然表示怀疑。”
将军按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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