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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努力却还是在直接战略方面，并以核武器为重心。这就产生了威慑战略，其结果是驱使苏联（及其他国家）更加速了其间接战略行动的步调。对这一连串的发展人们记忆犹新：1946年他们在伊朗受到了阻拦，就立即改向希腊方向推进，直到1950年才被赶跑；1949年，他们在中国获得一个胜利；1950年来到朝鲜，并插足印度支那；1953年到1954年之间又对中东发动了一次间接性的进攻；1954年北非也燃起战火；1959年又来到古巴；1960年来到刚果，1961年来到安哥拉；此外德国也一直都在一连串的柏林危机压迫之下。15年来，虽然几上几下，但苏联已经获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它以任何重要军事胜利所能获得的成果。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西方的反应是杂乱无章的，当然也就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不曾认清问题的症结，所以，采取的对策往往只是治标，而且实际上时常有利于敌人。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认清间接战略的真正性质，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当然，我并不敢如此自负，以为我可以对于间接战略的防御对策问题提出一个完整的解答。我所希望去做的是指出某些总概念，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所谓“和平”的特殊年代，对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找到一个有效的答案。而在这个年代，我们迄今能做到的就是放弃或大或小的领土。在下面的篇幅中，读者不应期望过殷，我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以我们最近的经验为基础，对于早些可能的解答所作的初步尝试和概括的说明。
“反外部动作”
在战略领域，比在任何其它的活动领域，我们更能从次要的因素中找出主要的因素。直接战略的主要因素就是实力，换句话说，就是物质资源。我们获得必要行动自由的容易程度，是由物质资源的大小来决定的。在间接战略中，行动自由仍然非常重要，但我们所最关心的却是为获取行动自由而设计的间接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外部动作”。在这里的一个最重大因素，当然就是直接核战略，及其对全球的威慑。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放松努力。但假若象某些美国理论家所说，一切不过如此而已，那就无异于允许敌人在间接战略领域内，可以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反过来说，假若我们的对抗行动能够完全成功，则一切的间接战略问题就都将获得解决。所以具有决定性的还是“外部动作”，我们必须首先为此而努力。
对于敌方“外部动作”的对策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威慑以补充全面核威慑的不足。正象敌人的行动针对我们的弱点一样，我们对于这些威慑的选择，必须以敌方的弱点为依据（例如，其内部的舆论，经济，卫星国和政治同情者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或黑人的心理禁忌等等）。从这些考虑中，就能推演出一条政治路线；换句话说，就能对应当防守的和应当予以威慑的思想阵地和地理阵地作出选择。很明显，一个纯粹防守的政治路线很少有威慑效力，因为威慑的要害就是威胁的能力。所以政治路线必须绝对是进攻性的。
在思想领域中，一个进攻性的政治路线必然蕴含着一种能对敌方思想体系弱点作有效攻击的能力。所以起点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应该是他们的这些弱点。而且，我们的攻击计划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而是我们所要想说服的人们的要求。举例来说，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一支“心理性的打击兵力”，因为并没有一套自由思想是以满足不结盟世界中新兴国家当前要求（它们的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为中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清，我们的思想必须进行调整，恢复其活力，并且同目前这个时代出现的许多事实（计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相协调，才能发挥其作用。
在心理领域中，威慑能力的主要部分是重建西方文明的威望。威望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西方世界今天具有的以及估计将来可能具有的权力和效率。西方走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它太盲目，以致容许其内部分化；它目前尚不能构成一个统一阵线，这就更加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要想重建西方的威望，其首要的条件是西方国家必须商定一个密切协调的全面战略，或者说，一个共同的政策。但在今天的制度之下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今天可以为西方服务的组织，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仅仅具有纯军事目的；另一个组织是联合国，它不过是国际间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声器。所以，要紧的是西方必须有一个组织来负责研究其全球战略。法国曾经建议的办法（全球性研究由世界大国负责，区域性研究则由有关的大国负责）也许是一个答案。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断言：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工作中的真正困难，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斗争。要想恢复我们的威望，第二个必要因素是重建全世界对于西方文明前途的信心。近几年来，欧洲的经济有惊人的进步，这一事实可以用来为上述目的服务。但仍然较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一种充满活力、因而对于西方文明能起死回生的哲学思想。最后，威望部分地产生于尊严，为此应当保持使人望而生畏的态势。尤其是同那些新兴国家打交道时，“面子”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可以再丧失面子（象过去我们在苏伊士或猪湾所做的那样）。我们应以慎重拟定的计划为基础，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图恢复我们的面子。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证明了这样做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再说到地理方面，我们必须选定哪些地区是我们所想要防御的、威胁的或攻击的。选择的地区应能保护我们的要害，或能威胁敌人的弱点，此外还应能使我们的行动比较易于成功。我们也应选择某些对于进一步行动可作基地使用的地区（例如古巴）。如果在一个地区敌人只需花费极小的代价就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而我们却被迫消耗大量的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南亚）。最后，尽管这样做相当困难，但对于敌方能用来实现间接侵略的某些外围基地，必须首先加以铲除。
“反内部动作”
现在再说间接侵略已经在进行中的地区。那也可以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对策。如果敌人采取一种“蚕食”作战的侵略方式，并且使用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我们在那个地区也就必须准备足够的战术部队，以保证我们不至于迅速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仅仅这种战术部队的存在，通常就能够构成适当的威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在那个地区，没有足够使用的必要兵力，那么我们就将被迫依赖“反外部动作”的效力。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例子表明，如果侵略者缺乏信心，则“外部动作”十分可能使任何局部性的成功都不可能获得。若再配合以迅速的干涉（例如美国人在朝鲜的情形），则往往能阻止敌人在冲突地点获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从而使敌人的整个计划归于失败。这说明高度机动化战略预备队的威慑作用是颇有价值的。
当间接侵略使用“腐蚀”战术时，也可以有各种不同对抗的方案。最好的方案是，如果还来得及执行，应确保恢复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必要的因素），这是不必使用大量的资源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然后应采取有效的“外部动作”以制止乱子发生。如果这种办法已经不生效（例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我们就只好被迫采取局部性的对抗行动，也就是直接的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因素仍为政治路线，其目的是动摇敌人的斗志。对此可采取两种办法：第一，我们必须维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不仅要显示我们现在握有适当的力量，而且要显示我们是会有美好的前途的（例如我们的文明进步，国际援助等）；第二，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使不满意的人民失去搞乱子的口实和环境。
在军事方面重要的是对抗敌人的游击战略。第一点就是必须严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万不可以被敌人引诱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只有对极有限的地区才用重兵驻守，也只有在这些地区，人和物资才能获得充分保护。对这些地区，应根据其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慎重选定。在国家的其余部分，则应容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留在这些不安全地区内的据点不过用以维持一个情报网，以便我们能够发动一连串的作战，来阻止敌人建立有组织的基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