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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的喊声。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1973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心中不满。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即今电视遥控器也）。”
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
“梁效”班子分写作组、研究组，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指邓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说：“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20世纪80年代初，韩羽刚调到《河北画苑》任总编时，一次单位组织全体职工去看电影，韩同大家一起上了大轿车，可电影快开演了，车还没有启动的意思。大家自然催促，组织者答复说等总编呢，韩羽闻听，气不打一处来，说什么狗屁总编，架子这么大，让一车人等他。大家当时还不认得韩羽，于是有人也跟着骂开了，正骂得起劲儿，车外的组织者见到车中的韩羽，忙叫道：“韩总编，下边的轿车等了半天了，你怎么在这儿？”韩才知道自己正是挨骂被等的总编，全车人见状，大笑不止。
1983年，孙大雨与陈巨来相逢于朋友婚宴。孙个子高大，不言不语，陈巨来个子矮小，且极瘦，以尖而细的声音跟人频频交谈。他一见孙大雨就说：“大雨兄，长久勿见了，你好哦？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身体还是这么好？我是吃勿消，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呀，我现在只有70几斤了。”孙只是默默颔首。陈巨来又问：“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碰头的？”孙说不清楚，陈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满座为之愕然，盖因徐死于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1972年，戴乃迭被释放，杨宪益先于他出狱。戴回到家中，看见杨宪益已经整理好房间，在她的桌子上放了一瓶白兰地，戴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杨宪益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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