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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走得更远，一一对号入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难以自圆的尴尬局面。曹雪芹的生卒年红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不过卒年分歧不大，因为脂批提供了权威线索，可以确定死于1763或1764年，误差不超过一年。而生年则可能差七八年！按照曹雪芹的好友敦诚的两首挽诗中的说法，“四十萧然太瘦生”和“四十年华付杳冥”，曹雪芹活了四十岁左右。而曹雪芹的另外一位朋友张宜泉则说他“年未五旬而卒”。中国传统文化在死者年龄上历来取长不取短，因为取短对丧者和丧家是非常不敬的。即使时至今日，大家平时都用实（周）岁，但对于死者则往往用虚岁。比如某人生于1916年阳历12月下旬，死于2005年1月上旬，悼词或简历往往会说某人“享年九十岁”，而不会按实足年龄说“享年八十八岁”。其实这一进一出几乎差两年。所以有些学者不赞成四十七八岁说，而认为四十出头比较可信。我支持这种说法，我认为曹雪芹只活了四十一二岁，不可能超过四十三岁。也就是说，曹雪芹大约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前后，雍正五年（1727）曹家被抄时他大约虚岁五岁到七岁。
主张曹雪芹活了四十七八岁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曹雪芹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当年的繁华生活和抄家，就写不出这样伟大逼真的作品来。这种看法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因为不一定非要亲身经历过才能创作出优秀小说来。难道写犯罪，作家就要亲自犯过罪么？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很好地表现了自己出生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故事。何况当时曹雪芹的祖母、叔叔（或父亲）、老仆等都活着，他也可以从中了解当年自己家族的许多事情。于是一些重要素材成为《红楼梦》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某些人可能成为原型。曹家在北京还有许多亲戚，有的地位相当显赫，这些必定也会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素材。
即使把生年放到最宽，曹雪芹活了四十八岁，他应当生于1715年，1727年被抄家时他也只有十三岁。从史料来看，康熙晚年对曹家已经很不满意，多次警告；雍正即位后对曹家的厌恶溢于言表（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曹家在南京的日子已经大不如前，抄家回京以后就非常艰难了。《红楼梦》中无论是贾宝玉还是贾府的许多事情，也和曹雪芹的生活对不上号。
除了贾宝玉，还有林黛玉和薛宝钗，还有袭人和晴雯等一大堆重要人物，她们是不是也都有原型？也许有，也许没有。到底有没有，要靠材料说话。但决不会只是生活中某个少女“原型”的简单艺术化。别的姑且不说，这几位都是一组一组对照着写的，生活中怎么会这么巧？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搞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是哪一个人制订的，而是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约定俗成大家都遵守的一些基本和普遍的规矩。比如说，不能违反逻辑常识，不能只用看来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而对自己不利的材料视若无睹，对于某些材料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等等。
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因此学术研究可以以假设为前提来推导出某个结论，但必须通过小心求证来证明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否则这个结论就只有可能性而不能完全成立，更不能将这个没有经过证明的结论来作为新的前提。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规矩。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胡适这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名言，从语言结构即形式角度来看，是个并列结构，但是从内容角度审视，实际上是个偏正结构。胡适强调的重点显然是在后面，是说“假设”可以大胆，但是必须“小心的求证”。我们不能在解读《红楼梦》时非常大胆地假设这样，假设那样，忘记了只有把前面的假设求证了，才能进行新的假设。否则，这些假设必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不起推敲。
在学术研究中“大胆的假设”后进行“小心的求证”，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前提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偷换概念（这和品德无关，纯粹是学术错误，是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逻辑链不能断裂，不能只有大前提而没有小前提；全称判断与特称判断不能混淆；要注意必要条件与充足条件的区别，等等。假设得出的结论具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具有可能性的同时，还存在不可能性。即使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成立，比如有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可能性，也还同时存在着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不可能性。因此以“可能”为大小前提得出来的结论再做前提时，它的可能性几率就不断递降，甚至可能迅速降低为零。因此学术研究决不能建立在没完没了的“可能”之上。不论是搞考证还是评论，不论是研究版本、脂批、家世还是探佚，都必须遵守学术规范。这不是谁强迫的，而是自觉遵守。因为只要违反学术规范，就必定出错，这是被无数学者和无数正反面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不少人的研究之所以误入歧途，而且错得越来越离谱，往往就是没有遵守学术规范之故——老是违反逻辑去推理，怎么能够推出合理的理来？
比如说，有读者问，第一回贾雨村眼见头顶一轮明月，口号一绝中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月”是不是废太子或他的儿子弘皙，是不是指人们盼望他们夺取皇位？还有，四十八回香菱学诗时有几首诗提到“月”，分别写出了“月”派的形势从不妙到很有希望。尤其是第三首，黛玉、宝钗、李纨都说好，其中有一句“精华欲掩料应难”，是不是意味着以“月”为代表的废太子之子即坏了事的老亲王的势力就要成事了，她们对月亮也就是老亲王一派充满了期待？
不是。
我们需要注意：一、贾雨村口号一绝时只是远离京师寄居于葫芦庙的一介寒儒，他怎么会知道宫廷斗争的秘密？如果他知道，那就意味着当时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而且贾雨村是公开拥护太子党的，恐怕他不敢。这首诗就是普通的即兴之作，没有政治含义。二、香菱学诗时距离贾雨村吟上面那首诗已经有十几年。这个连自己真正父母、自己姓名都不知道的香菱怎么会对那个反对当今皇帝的老亲王有那么多的了解？三、多年来一直生活于深闺的黛玉、宝钗、李纨怎么会对当朝拥帝与反帝两大派政治斗争如此清楚？这些都不符合人物的生活逻辑和作品的情节逻辑。
有读者问，忠顺王府与北静王争夺蒋玉菡是不是为了争夺皇帝的玉匣，也就是争夺皇位？
不是。
蒋玉菡这个人物我下面有专门的一个小节分析他。我们先来看看双方是不是在争夺蒋玉菡。没有。因为书里只是提到蒋玉菡受到北静王的赏识，没有别的。而且宝玉被迫说出他在城外买房置地后，忠顺王府就没有再找贾府的麻烦，北静王也好好的，这就说明蒋玉菡被找回去了，也没有什么事。所以北静王没有“窝藏”蒋玉菡。如果北静王真是想要“窝藏”蒋玉菡，那么就不会让他在郊外买房置地，把他留在自己的王府岂不是最保险？依照某种说法，皇帝知道有一个反对他的阴谋集团，多次挫败了他们的篡位企图，而这个集团的“庇护伞”居然是备受皇帝宠信的北静王，这是说不通的，在逻辑上又构成悖论。
有读者对下面这种说法有点拿不准：说雍正用人的“基本原则，凡是当年他父亲喜欢的，他都不喜欢；凡是他父亲不喜欢的，他就偏要喜欢”。这种说法从逻辑学上说是混淆了全称判断（两个“凡是”）与特称判断（“有的”）的原则区别，从历史学来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大名鼎鼎的张廷玉在康熙朝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正三品（雍正八年后侍郎改为从二品）；雍正朝继续重用，不断晋升，直至大学士、军机大臣；雍正临终，让他与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
至于说，由隆科多和年羹尧“他们两个做主，宣布说康熙帝临终的时候留下的遗嘱……把皇位传给他”，是弄错了。康熙临终时年羹尧不在北京。雍正登基，立即诏弟弟十四阿哥抚远大将军允回京，“命（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清史稿》本传），就是让他代允代掌西北兵权。这些和《红楼梦》关系较远的清史问题，不多说了。
作为《红楼梦》的读者，我多次落入众多的阅读陷阱之中，当我一次次从这些阅读陷阱中爬上来后，会感到一种在阅读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