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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比较会讨长辈的喜欢，说话比较得体，但她并不是胡乱吹捧。三十五回宝钗说：“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贾母说：“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当日我象凤哥儿这么大年纪，比她还来得呢。”从贾母偌大年纪依然头脑清晰，处事果断来看，她说当年比王熙凤还能干是可信的，所以宝钗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吹捧。说一些老人喜欢而又不违背事实，不伤害别人的话，不是缺点，正是能够体贴老人的优点。尤其不能把它看作是有意要和黛玉争夺老人的欢心，“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由于过去我们把宝钗与黛玉看作两个对立阵营两种对立势力的代表，于是宝钗的任何言行都被赋予了明确的目的性和虚伪奸诈的色彩。
宝钗判词“金簪雪里埋”，首先自然是指薛宝钗的名字和冷美人的个性，但是对于“埋”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一些人认为这正是她“奸诈”，“深藏不露”，“觊觎宝二奶奶宝座”的意思。红研所本注释说：“暗寓其结局之冷落与凄苦。”此说很是。不过我认为这个“埋”，和蘅芜苑进门处大石头与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有相通之处，暗示她的性格相对地比较内向，比较有涵养。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敛式特点在她性格中的体现。之所以强调这种内向是相对的，是和湘云、黛玉、探春等相比而言，其实她比迎春要外向。薛宝钗毕竟是个还不到十五虚岁的女孩，我们不要把她看得太老练，她没有那么多阴谋，她全都是阳谋。不过她比较有涵养，比如三十回宝玉说宝钗像杨贵妃什么的，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宝钗十分生气，但是忍了，只是借机稍稍说了几句。如果换了黛玉，那是非哭不可了。这种玩笑原本不必过于认真，何况都是亲戚、好友。从接受美学，接受心理学的角度看，现代人对薛宝钗身上的可接受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宝钗关心人决不止于贾母等老一辈，她之所以能够“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是和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很会体谅人，时常替人着想分不开的。三十二回写到袭人请湘云帮着做一些针线活，宝钗知道了，悄悄告诉袭人，说最近才知道湘云在婶娘家“一点儿作不得主”，在家里做活很累，“做活做到三更天”。袭人很后悔给湘云又一次添了麻烦，宝钗就主动替袭人来做。她对湘云和袭人的帮助是很真诚很主动的。三十六回最后写到湘云由于婶娘家派人来接她回去，她舍不得离开荣国府，尤其是大观园，“眼泪汪汪的，见有他家人在眼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宝钗很细心，考虑得很周到，她“心内明白，他（湘云）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气，因此倒催他走了”。宝钗十分理解湘云的两难处境，所以湘云来了，就邀请她和自己住在一起。宝钗善待湘云的这些细节，还值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那就是宝钗并没有“觊觎”、“争夺”宝二奶奶“宝座”的想法。如果她真有这个“阴谋”，那么她就会把湘云当成一个极具威胁力的情敌，而她丝毫也没有。
在群体中生活，善于关心人是一大美德，而这是宝钗的一个突出优点，而且是出于真心。四十八回她主动提出让香菱搬进大观园和她一起住，就是因为她早就看出香菱对园子里的生活羡慕得很，所以正好趁薛蟠外出，借口买丫鬟不知底细，让香菱进园子给自己做伴。香菱一开始就提出要宝钗教她作诗。宝钗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她让香菱先从贾母那里起，对长辈和其他人都去一一问候。如果别人问起她怎么进园子来了，怎么回答得体，都做了关照，从而为香菱在大观园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而这几个月是香菱被拐后十几年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宝钗这种对人真诚的关心也体现在对邢岫烟因为缺钱而当了绵衣的事情上。五十七回宝钗对邢岫烟的各种关照是很令人感动的。尤其是那当票失落，几经转手，到了宝钗手里，宝钗注意保密，以免伤害了邢岫烟。这些都是宝钗为人忠厚之处。
宝钗对黛玉的关心尽管是出于封建道德观念，但态度是真诚的，自以为是为了黛玉好，不是存心害她。好人好心做坏事，这是宝钗的悲剧意义所在。我在别处已经分析过，不再重复。
宝钗的被改造与被再改造
在解读宝钗艺术形象塑造中，四十二回是最重要至少是最关键的一个回次。它通过宝钗的夫子自道形式，将宝钗天性的被改造，以及她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封建道德规范的要求来改造别人的过程，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事情是黛玉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宴请她行酒令时，一不留神说了两句《西厢记》与《牡丹亭》的戏词引起的。戏曲、小说在古代是没有地位的，被正统文人看不起，所以戏曲家、小说家多不署名或是化名，这是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众多名著至今在作者是谁这个重要而简单的问题上争议不断的根本原因。当时文章才被认为是正经东西，连诗词都可有可无。这一点在第九回宝玉上家塾前贾政训斥李贵的一番话里说得很清楚。如果男人茶余饭后说说戏词作为消遣，还问题不大；闺阁中的贵族小姐，张嘴就说戏词，在当时就会被人认为有失闺阁身份，甚至是不正经。所以行酒令之后宝钗把黛玉叫到自己屋里，开玩笑说要黛玉“跪下，我要审你”。黛玉后来被迫承认，央告宝钗不要告诉别人，保证“以后再不说了”。接着宝钗把自己的读书经历和对这类书籍的看法对黛玉说了一通，好在文字不长，照录如下：“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因为后来成为皇商了），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可想而知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所谓正经书是多么不适合于孩子读）。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男孩子）是偷背着我们（女孩子）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
接着宝钗说了一番“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庚辰本二十二回脂批说，宝钗“天性从礼合节”。说她“从礼合节”十分准确，只不过“天性”是不可能“从礼合节”的，这是后天家庭教育与社会影响所致，而不是天生如此。脂批者也不是不懂，只不过是强调宝钗早就“从礼合节”罢了。从上面宝钗那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儿童时代的宝钗和黛玉是一样的，“也是个淘气的”。也就是说，儿童时期人的天性都一样，很纯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由于宝钗家的大人的严厉干预，于是宝钗原来的“习”改变了，新的“习”慢慢形成了。因此这可以看作是以家庭面目出现的封建社会环境对宝钗的一次成功的改造。所以黛玉和宝钗的一大区别是，宝钗过去也淘，现在不淘，而黛玉一直淘气。也就是说，黛玉的天性保持得好，而宝钗纯真的天性被封建家族的长辈们改造了，在家里第一次被改造，从一个天真活泼、喜欢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的女孩子被改造为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少女，成了一个真诚信奉封建礼教而且还自觉动员别人信奉者。
不过我们读到四十二回宝钗对黛玉的那些“思想教育”时，往往只看到宝钗受到封建礼教毒害深重的一面，而不大注意她天性中也有过和黛玉等女孩子一样的纯真的一面。我们往往强调黛玉和宝玉共读《西厢》的进步性，而忽略了其实宝钗比他俩读《西厢》都更早，读这些违禁作品更多，而且宝钗对这些作品的喜爱和熟悉程度惊人，决不下于宝玉、黛玉，否则不会黛玉一说就听出来。所以我们要看到宝钗在一个严厉的封建家庭中被改造的过去，对她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