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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掩蔽行动中收集来的材料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公诉方想办法劝说我，让我觉得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要为嫌疑犯提供一次机会，
要么排除自己，要么使自己牵连在谋杀案中。我注定会说，我认为对这次行动的描
述是虚伪的。”
谈到斯塔格提到拉雪尔的尸体的问题时，这位法官说，这只是本来无可争辩的
一个记录的一部分，因为它无法得到证实，只有莉西·詹姆斯的回忆能够提供住证。
这件事情在海德公园的会面中并没有录下来，只有莉西看见斯塔格躺在地上，并展
示拉雪尔躺着的样子。
事实上，拉雪尔的手是在腕部交叉而不是掌对掌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微小的差
别，而是相当大的不符。“我听完双方的辩论意见后认为，说这么小小的一个证据
能够形成，或者说合适地构成一种可资区别的供罪性质的材料是完全无法令我感到
满意的……”
“我想补充说，哪怕我相信这份材料能够合适和公平地形成一种供罪状态，我
还是会认为它的本质太过脆弱，因此形成这样一个结论：它的潜在损害明显超过了
任何一种可资证明的证据价值。控方在此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是劝我明白，这里通
过掩蔽行动得到的所有材料都是以不太公正的方法获取的。他们却没有能够这样做。”
他裁定：信件、电话和磁带对话都不可接受，巡回法院立即发还此案。柯林·
斯塔格已经给关押了12个多月，他现在正式被宣布无罪，并从奥贝雷法院走出来，
成为一个自由人。他的身边围满了电视摄像机和摄影人员。
在诺丁汉的西布里奇福德区的母婴室里，我接到了戴安娜打来的紧急电话。
“电话都打爆了。这里一团糟。”她说。
我给佩达打了电话，他将判决结果告诉我。他听上去内心一片空虚。他引用法
官的话的时候，我希望明白其中的隐含意义。从一开始起，掩蔽行动都受到了仔细
关注，而且受到领导大城市警察局的大部分高级警官的监督。他们接到财政部高级
顾问的劝告，这次行动也一直列在总检察长案头大案的最敏感案件表上。所有这些
人都没有就这次行动的合法与否产生怀疑，至少我在场的时候没有提出质疑。
“他还提到了你的证据。”佩达说。
“但他甚至都没有听听有关我的证据的法律抗辩。”我惊讶地说。
“我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要想劝说他接受这个证据，政府还得‘爬更高的一座山’。他还说，以
心理轮廓描述充当身份鉴别的证据的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让人联想到相当大的
危险’。”
这话令我恼羞成怒。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心理轮廓描述或者性变态分析是一项犯
罪的证明，我说的刚好相反。柯林·斯塔格自己选择了透露自己的性欲，哪怕这与
我就尚未辨明身份的凶手起草的分析正好吻合，也并没有说明斯塔格就是凶手。只
有当他泄露关于实际犯罪的真实世界的信息时，他才使自己在警方眼里看来无法洗
脱与该凶杀案的干系。奥格纳尔法官先生决定就我的证据作出评论而不听取争讼，
也不听取我本人的意见，这也是使我生气的地方。“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
佩达，“我办公室的电话打断了叉簧，而且记者马上就要来揪住我了。”
他的声音里面听上去有些犹豫。“请不要发表任何评论。还有进一步的司法程
序的可能性。大城市警察局和全国警察局长协会将碰头商量一致的对策。”
在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拒绝来自媒体的几十通电话，我要他们回去找大城
市警察局。有些记者对此甚为不满。一名电视台的制片人在一次深夜新闻节目当中
给我下了最后通碟：“要么你今晚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否则我们会将你挂起来风
干。”他们真的那么干了，他们将我描述成某种恶毒的策划人，想出阴损的行动招
数来陷害一名无辜的男子。
回家以后，我走进客厅，发现玛丽莲和家人一起在看电视节目。看到伦敦的一
家电视演播室里坐着一群人在那里谈论我，那是多么令人感到超现实的情景啊。在
他们身后，我的一张大图片已经投射到墙上。辩论的基本打击目标是抱怨这次掩蔽
行动、逮捕柯林·斯塔格和审判活动在我脚下结结实实地失败了。
我的脑海里波涛汹涌，日报上的标题读起来令人头晕。“拉雪尔案崩溃。对幻
想的裁判。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是谁？”
我上午9点30分刚过就去上班，电话已经打爆了。阿诺尔德洛奇医院的交换机全
占满了，谁也打不进来。记者们都来到接待室要求见我，并在大门外面等着我露面。
同时，我也在等待大城市警察局和全国警察局长协会的媒体陈述，他们的陈述
将使这个案子落定。我被人描述成想办法“劝说”警方展开这次掩蔽行动，然后说
服“本有疑心的全国警察局长协会的律师”，告诉他们应该起诉柯林·斯塔格犯有
谋杀罪。当然，这是荒谬的，我也知道，大城市警察局长协会的专员会站出来说：
“请大家注意，你们找错了人，保罗·布里顿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一直在思索自己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事情，甚至都列好了逐条反驳的意见，
以推翻媒体对我的攻击，但是，我又决定不要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向基斯·佩达许
诺过不做任何评论的。最后，专员和公诉方的负责人的确发布了陈述，但这并没有
使我家门前的狗仔队走远。我事先没有得到咨询，也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媒体发布会，
哪怕看起来我才是被媒体轰炸得最厉害的人。
当然，我现在意识到，警察部门不同的层次均有自己不同的日程表。在表面工
作的侦探，比如基斯·佩达、约翰·巴塞特和米克·威克森主要集中力量处理自己
手头的工作，但在更高的层次上，政策制定人和管理人员都主要关系警察部门的形
象问题，如果有人受到了不该有的批评，那么，从实用的角度讲，是比较容易处理
一些。
崩溃的审判花去了纳税人巨大的一笔钱，媒体必须找个人来抱怨。法官的评论
允许他们寻找一个目标，他们就面对着三种可能性：坚不可摧的大城市警察局、姓
名不详的公诉方，再就是我保罗·布里顿。我有名有姓，也是目前最容易打击的一
个。我拒绝评论，我觉得这使媒体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看到很多怒气和刻薄话都往我这个方向来的时候，其他人看起来都大大松了一
口气。我肯定他们在想：嗯，这样可不好，但总算没有针对我自己而来，这已经是
万幸了。
这样的感觉约在一年后得到印证，当时我回到了新苏格兰场，是他们请我再去
设计另一次掩蔽行动，这次是调查对一台保健设备的破坏活动。我对掩蔽小组的一
名高级警官说：“我以前来过这里，你知道吧。我们最后一次坐在这里的时候，所
有人都在说，事情都进行得如何如何地顺利，正在进行多么了不起的一项工作。后
来到了审判阶段，事情出了岔子，我却成了惟一站在这里的人。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了。”
那位警官大笑：“是啊，你在这里受了不少气。可你是一条胖头鱼，你有宽大
的肩膀，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嘛。”
我并不是一个司法制度的辩护人，让一名凶杀嫌疑人在牢里关上一年的时间等
候审判的决定不是我做出来的。警方和律师认为，他们接到了针对柯林·斯塔格的
案子，而靠领薪水过日子的地方治安官员也只好同意。
在任何一次调查活动当中，有些材料是可以当作证据而另外一些材料是不能够
用作证据的，还有一些需要法官来判断能否接受为证据。靠薪水过日子的地方治安
官员查看证据，将嫌疑人送交审判，然后奥格纳尔法官先生裁决莉西·詹姆斯收集
的证据不应该提交陪审团。公诉方收回公诉，很恰当地收回，而柯林·斯塔格也就
给释放了。
我最感伤心的是安德鲁·汉斯康比、年轻的阿列克斯和拉雪尔的父母安德鲁及
莫尼卡·尼克尔。尼克尔先生和夫人一直参加了整个诉讼过程，而且就在电视新闻
播放的那天晚上，我还看到尼克尔先生在奥贝利法院的台阶上发表了一通非常气愤
和发自内心的陈述。
“过去一个星期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因为1993年8月柯林·斯塔格被提起公